陶行知是近代中国一位享有世界影响的著名教育家，是在20世纪中国现代文化领域有多方面建树的一位文化巨人。长期以来，他的生平事迹和思想遗产，不仅得到国内教育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也吸引了不少海外学者的注目，尤其是中国教育界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已成为一门显学。本文所论述的是教育界较少涉略的陶行知文化思想，希望从陶行知关于文化定义入手，剖析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文化渊源，从而为我们更深刻地理解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乃至其整个的人生观、价值观、文化事业探索出一条新路。 见于陶行知著述大多为零散性书信、演讲、报告等特点，本文首先探讨了陶行知的中西文化观。陶行知在历史转型时期，对于中西文化的认识，对中外文化理论所采取的态度，以及解答的理论课题，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是颇具特色，也是很有影响的；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中西文化观中，也是一种进步的路向代表。陶行知“用批评态度，介绍外国文化，整理本国文化”。这种坚持“破”与“立”相结合、继承借鉴与开拓创新相结合的中西文化观，既不同于“全盘西化”论和文化复古主义，又有别于“中国文化本位”论和文化折衷主义。陶行知强调“明辩择善”和“只问适不适，不问新与旧”，这种中西文化观与中国共产党对待中外文化的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批判地继承”主张是相一致的。陶行知的中西文化观具有“民族性”、“大众性”、“爱国性”和“科学性”特征，这些特点与毛泽东后来所阐释强调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陶行知对中西文化有深透的研究，因此能够继承、借鉴之，并加以弘扬和发展。他较好地处理了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中国教育与外国教育的关系，成功地构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生活教育理论。这远非“翻了半个筋斗”所能概括的，其文化意义也更值得深思。 陶行知以深刻而又独特的教育思想显于近代中国。生活教育理论是陶行知整个思想体系的主体部分。本文由教育与文化切入，尝试探讨了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的文化意义。在融合中西文化，将外来教育资源本土化、民族化的探索中，陶行知面向大众，形成了“符合本国国情，适应生活需要”生活教育的理论。在吸收西方近代教育文化思想有益成果，抨击中国传统教育文化弊端的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