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身份的识别,前科制度实际上就是一种刑罚的延续,其通过标签效应,显性或隐性的宣布犯罪的曾经犯罪经历,并且同时提醒社会其他人群及犯罪者本人这种法律效果,体现了一种绝对的社会防卫思想。对于未成年人而言,此种影响尤甚,这严重影响了未成年犯罪人的社会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未成年犯罪人与社会隔绝起来,细微但广泛而持久地影响着未成年犯罪人。不仅与未成年人保护精神相背离,而且更是有悖于人道主义和刑法谦抑精神,这使得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成为一种必要的立法和政策性选择。我国最新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第19条和新《刑事诉讼法》第275条分别对免除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报告义务和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做出了相应的规定,这无疑是立法的一大进步,但是二者都只是做出了附条件的规定,仅仅对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未成年人在适用；而且免除未成年人前科报告义务仅适用于未成年人在入伍、就业这两种情形下,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立法还存在很多不足的地方,为了更好地保护未成年犯罪人的利益,构建未成年犯罪人前科消灭制度势在必行。笔者研究这一制度,期望在对国内外立法、司法实践情况进行研究总结的基础上为我国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和建议,期望能对未成年犯罪人顺利回归社会有所帮助,从而更好地保护未成年的正当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