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传染病引发的公共卫生风险对社会公众的生命和健康安全形成严重威胁。政府机关负有防范和化解重大社会风险,维护社会稳定的职责。政府机关在履行该职责的过程中需要调用各种可用资源。个人信息作为政府机关防范公共卫生风险的决策资源,就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中扮演重要角色。无论是应对社会风险的紧急需求,还是满足行政管理的日常需要,个人信息的利用都是不可或缺的。只是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此种社会风险的特殊情境中,政府机关在维护社会公众生命、健康安全等公共利益时会获得行政应急权。行政应急权是行政权力扩张形态。此种形态赋予的是政府机关在处理紧急事态时“便宜行事”的权力。政府机关在处理个人信息的“便宜行事”就体现在无需经过信息主体同意就可以直接收集并以流调报告等形式公开病患的相关个人信息。个人信息权利,就包括信息主体对收集、公开其个人信息事先知情并予以同意的权益内容。这种“知情同意豁免”的情形其实是扩张后的公权力限制个人信息权利的基本表现。不过,公权力和个体权利之间总是容易处于一种紧张关系,这是因为公权力的行使目的和个体权利的利益需求之间会有冲突。政府机关行使公权力的目的就在于维护社会稳定且正常运转,个体权利的利益需求就是力求自身的权益可以最大限度地得到保护。政府机关尤其是地方各级政府机关的个人信息处理行为逐渐带有“过度防疫”的色彩,出现个人信息处理不当进而侵犯公民个人合法权益的现象。通过考察政府机关的疫情防控实践,可以发现政府机关在授权信息处理主体、信息收集范围、信息公开范围等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不合理地方。这说明政府机关基于维护公共利益目的处理个人信息,并不当然意味着其个人信息处理的过程和手段具有正当性,依然需要法律对其个人信息处理的行为进行合理化规制。处理好政府机关的个人信息处理行为的问题,就是要处理好公权力和私权利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根本在于如何平衡好公共利益和个人权利的关系问题。合理地平衡二者的关系就是需要廓清权利克减边界。行政应急权的权力扩张边界的不明晰会使个人合法权利不当受损。不同于平等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在非对称的权力结构中,要更注重防范权利侵害的风险。因此,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需要自内而外地优化个人信息权利克减的规范化路径。内在优化就在于转变政府机关的个人信息保护理念,确立以风险防范为目的;外在优化就是以风险防范为导向,在限制行政应急权的立场上,细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个人信息处理的专门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