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在统一全国的进程中，为了加强边疆与内地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体化进程，将边疆的所谓“化外”之地纳入清朝统治的体系，并将其统治不断向边疆民族地区深入而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例如在思想文化方面，普及儒学教育，推行儒家教化。尤其是基于边疆民族地区特殊的历史背景，清朝统治者对传统的治边思想进行了反思，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教育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提出了“教小子尤急于教成人”、“教夷人尤切于教汉户”的全新的边疆民族教育理念，兴办了旨在化导边民的官办民助初等教育学校-义学。清代南方民族地区的义学，正是基于国家一统、边疆稳定和民众启蒙与开启民智的立足点而设立的。其主要是在中央政府诏令下，由官府主办、民间人士参与创办的一种初等教育学校，对于提高民间识字力和推动教育平民化，起到了儒学和书院无法比肩的历史作用，在推进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整体发展与促进全民社会文明化程度和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成为清朝治边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选取兴办义学最为典型的南方民族地区作为研究的区域单元，主要利用历史教育地理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对清代南方民族地区义学兴起的社会历史背景、发展历程、时空分布特征、性质及社会功效作系统全面的探讨，以图揭示教育与边疆社会控制的互动关系，以期以全新的视角来弥补以往教育史研究的不足及拓展历史教育地理的研究领域。本文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本文应用历史地理的方法，结合制度性的考察，重新梳理了清代南方民族地区义学的教育体制、教学管理及经费保障模式，对清代南方民族地区义学的性质进行了新的诠释。首先，义学主要是由朝廷下令兴办，地方官府统一管理；其次，义学的经费主要由官府拨付并进行管理，辅之以不同程度的民间多渠道的捐赠；再次，义学主要以少数民族子弟为教育对象，以“识字明理”、“开化夷人”为教育目标，以“训以官音、教以礼仪、学为文字”为教育内容，从而说明了清代南方民族地区的义学为清朝首创的官办民助初等教育体系。 二、追述了清代以前内地初等教育体制在南方民族地区的推进历程，以及自元代以来中央王朝在南方民族地区采取的教育政策。指出：虽然元明以来官方逐渐加强初等教育的干预力度，初等教育逐步规范并不断扩大，却并不普及，尤其在边疆民族地区更为稀少。但这也为清代官办初等教育向基层、向边疆、向民族地区大规模推进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三、探讨了清代边疆民族地区初等教育政策的确立及义学体制的设立。指出清朝改变传统的治边思想，从而对边疆民族教育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确切的说是从元明时期以培养忠顺于封建王朝的土司承袭人为目的，注重民族上层的教育，转为以整体提高边疆少数民族素质为目的，面向所有边疆少数民族普通民众子弟提供初等教育；改变元明以来从没有专门的民族教育学校的状况，将元明时期依托各府、州、县官学对极少量的民族上层进行儒学教育的政策，转变为由官府主持创办面向各民族地区普通民众子弟进行初等教育的义学。这是中国封建时代治边方略的重大调整，也是民族教育政策的重要变革和民族教育体制的重大创新。 四、利用政典类资料及地方志的记载，运用历史地理学的方法，考察了南方七省(区)(云南、贵州、四川、湖南、广西、广东、台湾)的民族地区义学设立的原因、进程及义学分布的区域特征。并选取其中几个典型区域作为重点个案研究，如对清代官办义学的首创地区-贵州，对清代官办义学的典范地区--云南作了细致的考察。同时，对设立于苗疆的具有特殊意义的义学和对海疆统一过程起了重要作用的台湾义学和土番社学也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并且绘制了清代南方民族地区义学分布图等，通过考察清代南方民族地区的义学空间分异，有力地论证了清代义学的边疆民族地区官办初等教育性质及中央王朝向少数民族地区政策倾斜等特征。 五、通过对南方民族地区的民族分布与义学设立关系的考察，指出了清代南方民族地区的义学主要设立于土司区域与少数民族聚居区这一事实。特别是通过对明代云南社学与清代云南义学设置区域的对比，得出清代义学进一步向边区、向山区、向夷区深入的特点，同时，义学作为改土归流的配套措施，在改土归流地区大规模的设置。通过对湖南义学的空间分异的考察，进一步论证了清朝向少数民族地区推进教化的力度和措施。此外，少数民族地区义学的兴盛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周边地区义学的兴设。 六、探讨了清代南方民族地区义学的社会功用。指出义学在普及教化、提高民族地区人口素质、促进边疆社会进步、维护边疆稳定、增强边疆民众对于中原优势文化的认同、加强边疆与内地一体化进程等方面有着积极的作用。因而本研究提出了清代南方民族地区的义学不同于内地义学的特征之一，即内地义学是清朝为各府、州、县穷乡僻壤之地的孤寒子弟而立的初等学校，仅是一种官办的公共事业或公共利益范畴的建学行为，而南方民族地区的义学除了具有这一层意义之外，更多地体现了国家的意志，是清朝治边方略调整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