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代的影响和史学自身发展的推动之下，魏晋南北朝史学呈现出“多途发展”的特征。在这个期间，作为以少数民族史学为主体的十六国北朝史学，经历了一个由微而显，由不完善到成熟的过程，且在4-6世纪的民族文化融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与魏晋南朝史学共同组成了中国史学史上的大发展时期。笔者希望本文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之上，对十六国北朝史学及其在4-6世纪的民族文化融合中的作用做一些初步的探讨。　　根据十六国北朝的史著及其辑补本的载述以及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首先考察十六国北朝史著的撰修和流传情况，探讨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原因。在这一部分，文章用表格列出十六国北朝撰修的一百多部史著，然后从现实的需求和民族融合的促进等两个方面对史学发展的原因，做了具体的阐述。而对于这一时期史著的流传，笔者认为，由于社会动乱的冲击，政治的高压以及史著本身在文字表述和内容真实性等方面的问题，使其流传受到很大的影响，亡佚情况比较严重。　　接着，文章阐述了十六国北朝史学在时代推动和现实多重需要下的几个特征:强烈的现实服务性的史著内容;以官方史学为主流的史著撰修;曲笔阿时与秉笔直书互见以及“华夷正统”之争中的大一统思想。其中，强烈的现实服务性的史著内容又包括对本朝“国史”的重视和《食货志》、《刑法志》、《释老志》的设立。这些特定内容的承继与设置，都是在现实多重性需要推动下产生的。在此条件下问世的十六国北朝史著的代表作——魏收的《魏书》，作为当时的“国史”而完全具备了上述三个志目，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作为现实统治政权的十六国北朝政府也非常重视史著的撰修，学习汉族政权的修史制度，任命史官，设立修史机构，颁布修史诏令，从而形成了以官方史学为主流的史著撰修。因而看到，十六国北朝的史著大多是“官修”史书或者带有不同程度的官方色彩。官方的重视是史学发展的巨大推动力，但是也正是由于官方活动的参入，使得优秀史家撰史的“直书”原则受到了程度不同的干扰和影响，所以曲笔阿时的内容比较多。这一缺点也同样的存在于《魏书》中。鉴于当时的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尖锐矛盾，“华夷正统”之争非常激烈，史学为各自的政权服务，因而在国家大一统的主流思想中也掺杂了“华夷正统”观念。史著内容、著史手法、史学思想等独具的特色也是在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之下产生的。　　在讨论了十六国北朝史著的撰修、流传及其特点之后，文章着重探讨了处于特定时代环境下的十六国北朝史学在4-6世纪的民族文化融合中的作用，分别是从史学与民族政治文化融合和史学与民族学术文化融合两个方面进行论述。在政治文化融合方面，少数民族统治者从深层的文化的角度——历史的角度来争得同汉族统治者一样的正统地位，力图确立自身统治的合理性，美化自己的形象。在史书中追述本民族的历史渊源，以黄帝后裔自居。不仅如此，为了神化自己的政权，他们还借用了汉族政权的“五德终始”说与图谶预言等手段。与此同时，通过对汉族历史的学习和认同，少数民族统治者也提倡儒学教育，尊孔守礼，祭祀孔子。在政权的制度建设当中，他们建立了“汉化”的官方修史制度。这些措施都从不同角度促进了民族政治文化交流。　　史学不仅仅具有重要的社会与政治功用，同时作为一种学术，它也在各族间的交流中融合发展。通过史著的交换和搜集，史书体例之间和史官之间的交流，史学的诸多方面在交流中互动融合，大大促进了民族间的学术文化融合。　　通过以上三方面的论述，笔者对十六国北朝的史学及其在4-6世纪的民族文化融合中的作用做了一个粗浅的探讨。希望把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阶段在一个特定的区域的史学活动的丰富内容阐述清楚，并且通过史学与其他社会方面的联系中，探索到史学在具体历史条件下的作用，以对十六国北朝史学与4-6世纪的民族文化融合有一个初步的认识，为以后更深的研究打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