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是国家建设与执政党自身建设之间存在的政治逻辑。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提出工作重心的转移,于1980年出台《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提出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战略,于2016年出台《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本文认为,以《准则》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过程,实质上是以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为前提,以克服执政危机为主要任务,以实现长期执政为最终目标的管党治党实践过程。政党适应性理论研究的是政党这一主体能动地适应内外部环境变化、不断克服环境危机从而捍卫核心利益的能力。制度化建设是政党强化适应性的重要保障。本研究旨在运用政党适应性理论,通过分析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面临的执政环境危机,以及《准则》作为执政党对于环境变化的回应、其内容导向性的差异,探讨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与时代背景下如何通过两份《准则》的相继出台、完善党内法规制度化建设并强化政党适应性,以克服执政危机、应对长期执政考验。本文核心观点是:“新形势”寓意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执政环境变化,具体包括党情、国情与世情,而非仅指目前党内存在的组织危机;不同时期的执政环境危机倒逼中国共产党以出台《准则》的方式推动政党适应性变革,在克服党内危机的前提下凝聚改革共识、巩固合法性基础并捍卫已取得的执政地位。对中国共产党而言,不同时期其所面临的执政形势存在鲜明差异:十年浩劫后,发展党内民主、平反冤假错案与扩大执政绩效并追赶国际步伐成为执政党面临的紧迫任务;而当下执政党亟需整治管党治党宽松软现象、严惩腐败并抵御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准则》对执政党强化适应性的作用在于:一,适应克服党内危机的需求。增强党内凝聚力是出台《准则》的内在动因;二,适应外部执政环境的变化。凝聚改革共识、推动政策调整以巩固合法性基础是出台《准则》的外部动因;三,适应长期执政的核心目标。巩固长期执政地位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利益,也是两份《准则》相继出台背后的深层逻辑。《准则》共同推动执政党的自我革新、加强长期执政能力建设,从而适应政党现代化转型需求,应对长期执政考验。实现自我革新可视为西方政党适应性理论在中国情境下的另一种表述。本文认为,两份《准则》的文本内容存在继承性与创新性,但1980版《准则》的实际效力已经为2016版《准则》取代;《准则》作为执政党主体对于环境变化的回应,其内容变化也反映执政环境的变迁。当下仍需进一步推动政党制度化,完善党内决策层与社情民意的沟通反馈渠道、以提高政党对于环境变化的监控能力;并推动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体系相衔接、提高党的依法执政能力;同时仍需强化制度的执行力,以此增进政党对于环境变化的适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