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产生的赎刑制度经过历代的发展在唐代趋于完善,并且为后世模本一直存续至清末。历史久远的赎刑制度起到了不容小觑的作用,它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替换不仁道的五刑,它的长期存在证明了古代并不全是残酷的刑罚,改变了古代刑罚的传统形象,纠正了人们对传统法律的固有观念及心理。唐代赎刑有着可见的多样的法律渊源和完善的法律规定,这是前代赎刑所无法比拟的。通过梳理各种渊源中有关赎刑制度的法律规定,可以得出唐代赎刑是一项结构化、体系化的法律制度,具备实体性规范,而且还具备可操作性的程序规定。它在实体上虽然依附于正刑但在程序上则是完全独立的。唐代赎刑可以分为身份赎和非身份赎两类,这一分类有利于区分出赎刑的合理内核以及不合理之处。身份赎主要是由议、请、减等贵族官员及其亲属即有“身份”的人所适用的赎刑,但不能因此断定赎刑就是一种特权制度,因为身份赎本身存在不适用的例外,而且它在整个封建法特权体系中处于边缘位置,司法实践中也往往弃而不用,所以不宜夸大赎刑的特权色彩。相反,赎刑的特权性在非身份赎存在的情况下进一步被弱化了,非身份赎主要包含老幼疾赎、过失赎、疑罪赎等不以身份来决定适用与否的各种情形,可为普通人所适用,只要符合一定的条件。经比较,身份赎与非身份赎之间存在着发展历程、历史作用、实体、程序等方面的差异,而且非身份赎的影响力甚至要超过身份赎。总之,唐代赎刑制度所具备的详细规定、合理分类集前代之大成且影响后世深远,它的历史地位可见一斑,因此更应该对其作出客观公正地评价。唐代赎刑制度存在不合理的一面,即身份赎所具有的特权性,虽然有所减弱但有违现代法律理念,应予以剔除。除去身份赎之后的赎刑制度就只有非身份赎,它有着合理的一面,值得深入挖掘,其所蕴含的慎刑、罪过观念以及量化技术也具有一定的现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