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初浮出文坛的晚生代，虽然是一个内涵不明确的群体概念，但是他们却有强烈的代的意义。在创作上可以概括为“个人化写作”、“对宏大意识形态的逃离”，在精神气质上共同特点是反抗传统、反抗体制。不可否认，晚生代给文坛带来了清新的空气，但是，以标榜个人化写作为价值立场的晚生代在凸现个人生存本相与自我欲望主题的同时，却往往以虚化历史纬度和收缩社会视角为代价，理应在文学中反映的社会现实和时代命题却被他们悬置在文学书写之外。随着写作的深入，他们的创作进入疲态，表现在局限在自己的经验写作上，缺乏广泛的生活题材和表现对象，无法对生活作出明确的价值判断，作家普遍表现为对生活能力的把握的匮乏，小说风格重复，格局狭小。 但是新世纪以来，随着一批优秀作品的问世，以林白、毕飞宇、李洱、东西等为中坚的晚生代作家的创作出现转型的迹象，开始有意无意疏离欲望叙事，在对乡村和历史进行书写中，显示出了写作深度和对意义与价值的追问，似乎恢复了一个作家的良知，表现了某种现实主义的背悯的情怀。本文试图描述这些变化，具体表现在作品中，人物活动的舞台，从酒吧、房间走向农村、平原等更为广阔的空问；叙事立场上，作者也从原先的边缘立场向中心靠拢；叙事方式上，从平面化、现在时的写作向历史纵深、过去时的写作转向；与过去对写作所抱的自信态度不同，在近年的文本中，晚生代多了一些沉稳的中年气质，话语方式也从早期的反讽写作向悖论式写作过渡。晚生代的文本开始对当下的社会表现出某种介入，在解构的同时开始了建构的努力，在价值承担上呈现出开放、探索的姿态。种种迹象都似乎向我们预示，晚生代开始走向中心，握手传统和现实。 究其原因，一方面，个人化写作所带来的弊病，一直受到人们的抨击，这不能不给晚生代作家创作带来某些警醒。另一方面，而立之年，走向文坛中心的晚生代需要确立自己的身份，需对历史重新书写确立他们的文坛地位；另外，体制的诱惑和商业的阴谋也使得晚生代开始放弃过去的反抗姿态，与现实握手；除此之外，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在对文学标准的评判中，一直存在着肯定乡村写作与妖魔化都市写作的误区，这种文学评价尺度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晚生代的写作。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晚生代已经完成了转型。无论是历史题材还是现实题材，晚生代的写作依然是一种个人化的写作。他们的转型并不明晰，也不彻底，有原地踏步，甚至倒退的可能。由于晚生代本身就是一个概念不够明确的群体，他们大多数人的创作文本还处于变化中。从目前几位代表作家有限的文本中，我们还不能明晰地描绘出晚生代确定的转型方向。要想对这个群体做清晰的描述，还要假以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