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社会矛盾的激发,基层公安民警一方面需要及时回应并化解民间的冲突,另一方面还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以应对上级严格的检查与考核。在这双重压力下,基层公安民警的身心健康正面临较大的威胁,他们在实际工作也较容易出现工作场所偏差行为。然而,已有的理论研究以及实际管理都过于侧重基层公安民警的绩效考核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反而忽视了他们的工作场所偏差行为。结合已有的研究,本文把工作场所偏差行为划分为三个维度,分别是组织型指向、人际型指向和工作型指向。参照文献中的研究量表,本文选取十八个指标作为以上三个维度的测量指标。本研究根据相关调查问卷进行了详细的实证分析,首先是对调查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其次是对量表中各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并提取三个公因子作为工作场所偏差行为的三个维度,最后本研究还将进一步利用调查得到的人口学统计特征和工作特征对提取的公因子进行方差分析。本文以广西梧州市为例重点研究了基层公安民警的工作场所偏差行为,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1)他评与自评的工作场所偏差行为存在显著差异。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他人工作场所偏差行为得分普遍高于自身的工作场所偏差行为得分,说明个人更加关注他人的工作场所偏差行为,而容易忽略自身的工作场所偏差行为。T检验的结果证明,自评与他评的结果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为了能够对基层民警的工作场所偏差行为给予高度的重视,本文选取他评的数据作为因子分析的基础。(2)性别和婚姻会对组织型指向工作场所偏差行为造成显著影响,而人际型指向工作场所偏差行为则受到民族成份的影响。对人口学统计特征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组织型指向工作场所偏差行为在不同性别以及不同婚姻状态中的差异具有显著性,而人际型指向工作场所偏差行为则受到民族成份的影响。而且,相比未婚者,已婚的和离婚的基层公安民警会增加工作中的偏差行为。而与此相比,其他人口学统计特征如年龄、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等因素却对工作场所偏差行为无显著影响。(3)组织型指向工作场所偏差行为会受到收入以及加班频率的显著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低收入者的组织型指向工作场所偏差行为明显低于其他高收入者。这可能是因为低收入者作为基层公安民警中的新人,他们还没有受到团队不良风气的影响,再加上他们自身对工作保持着激情和动力,因此他们在工作中能够兢兢业业、遵章守纪,从而少出现甚至不出现工作场所偏差行为。为了进一步对基层公安民警的工作场所偏差行为进行规范,本文提出三点政策建议,一是加强基层公安民警的职业素质教育,以增强他们对职业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二是加强对基层公安民警尤其是已婚者和离婚者的心理辅导,提高他们的心理抗压能力;三是改善基层公安民警的待遇水平,在选拔、晋升、奖励时向基层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