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罗尔斯的正义论和由其引起的思考,有着大量的文献,涉及面极广。本文主要是关于“机会原则”和“差别原则”方面的有关争论的思想史考察。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罗尔斯的正义论所追求的是一个给予所有人以均等机会,保证为所有人提供最低限度收入的正义社会。这原本就是20世纪50-60年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即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凯恩斯主义”）的追求。这些主流经济学家自称为“现代自由主义者”或简称“自由派”。这种追求的思想基础是以“积极的自由”为核心概念的新自由主义。但是,这种“积极的自由”观一直遭到哈耶克、弗里德曼等新古典自由主义者的批判。罗尔斯的正义论就是为了回应这种批判而提出来的。罗尔斯力图为“积极的自由”提供一种新的公平正义观,并在论证中广泛地援引现代经济学和博弈论知识,如最大的最小值原理、帕累托最优原则,以使其正义理论是以一种表述得当的慎思程序来论证的。然而,罗尔斯对“机会原则”和“差别原则”的论证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论。罗尔斯及其追随者对争论的问题给出了一些新的解释、拓展和修正。机会原则在有关社会偶然因素引起的机会不平等何时该被允许以及“机会”作为“益品”的精确定位上产生了歧义,博格通过细致的推敲和独特的论证将其进一步完善和修正,构建了拓展式的机会原则,并且由拓展式的原则衍生出了对教育机会的讨论。差别原则中的指标益品、制度应用、最不利者的界定和最大的最小值策略均激发了各领域的争论,其中最大的最小值策略是经济学家们带有消极态度的争议焦点。罗尔斯对这些问题作了这样的回应:差别原则旨在调整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分配,它明显地体现出了互惠性的特点,每个自由而平等的公民选择差别原则的原因并非是哈萨尼和阿罗所认为的对不确定性的极端厌恶,而是互惠性的理念;原初状态中的人做出的选择事关社会基本结构、社会环境和未来的发展目标,意义非比寻常,他们不愿意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承担风险,这并不是厌恶风险,而是理性的选择;相比于平均或者总效用原则,根据最大的最小值原则做出的选择对处于任何社会地位的成员来说,都能提供维持实现基本价值的权利和资源,都能拥有追求尽可能多的基本物品的能力,这是其他原则不能做出的承诺。这些争论对思考中国收入分配的改革也是具有启示意义的。这种启示意义包括:适应我国的经济发展现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并同步落实再分配领域的改革;加大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扶助力度,筑牢社会保障体系和教育的民生根基;以可持续发展理念引导产业发展和消费模式的转变,追求永续的正义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