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试图在吸收借鉴中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学者的丰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政治哲学和哲学的视角对西方协商民主理论进行较全面和深入地分析和论述，并在比较的视野中构建中国协商民主理论。力图在以下几方面有所创新:一是对西方协商民主学者关于协商民主的论述进行了分析、归纳、概括和提炼，在此基础上构建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基本内容:含义、类型、特征、价值诉求、机制制度、功能、政治正当性。二是提出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兴起的实践基础、理论渊源和哲学基础。实践基础又分为历史基础和现实基础;理论渊源包括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和共和主义民主理论。哲学基础则包括了现代西方主体间性哲学和哈贝马斯的主体间哲学。三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西方协商民主理论进行分析评价。首先对其主体间性哲学基础进行分析评价，其次对协商民主理论的合理性和局限性作出分析，揭示西方协商民主的本质。四是在与西方协商民主理论比较的视野中，结合中国协商政治的实践，在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构建中国协商民主理论的基本内容:含义、类型、特征、政治正当性、价值诉求、制度，并提出中国协商民主政治建设的建议。在构建中国协商民主理论中，着重突出了中国特点。五是在比较的视野中论述中西协商民主的基本内容并揭示其合理性和局限性。首先是在西方协商民主与中国协商民主，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主体间性哲学之间作横向比较。其次是在共和主义民主、自由主义民主和协商民主之间作纵向比较。　　论文除了引言和结语，正文分为七个部分对协商民主理论作了论述。第一章，论述西方协商民主概念的含义、类型和特征。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家对协商民主的内涵理解不尽相同，概括起来，最基本的含义就是具有多元文化特征的公民，通过自由、平等、公开地运用理性参与公共决策和政治生活，使各种观点不受限制地交流、辩论，寻找理性能信服于人的理由，潜在地促进偏好变化，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一致或共识，以保持合作。协商民主的类型可以做三种划分:根据协商民主所处的历史时期，可以划分为:古典协商民主、共和主义协商民主、代议制协商民主和现代协商民主;根据协商的规模与形式，可以划分为微观协商民主和宏观协商民主;根据重建协商理论的规范性要求不同--目标导向的还是协商过程，可以划分为预先承诺型和对话程序型协商民主。本文所论述的西方协商民主主要是现代协商民主。与共和主义民主相比，它具有多元性、程序性的特征，与自由主义民主相比，它具有包容性、理性、公共性和共识性的特征。　　第二章，论述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兴起的实践基础、理论渊源和哲学基础。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兴起的实践基础包括历史基础和现实基础两个方面。迄今为止，西方民主政治发展主要经历了古代雅典民主、共和主义民主和代议制民主三个典型的阶段，三个阶段的民主政治实践无论是其取得的成就还是其局限都成为西方协商民主理论产生的宝贵财富。同时，它也是对当代西方代议制民主缺陷的一种回应，是行政领域或治理领域民主化的客观需要，是应对当代全球化、社会结构差异及其复杂性、文化多元主义、大规模的社会不平等对民主理论与实践的挑战而提出的一种民主形式。西方协商民主理论产生和兴起也是民主理论自身逻辑发展的结果。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继承了自由主义民主理论重视保护个人权利的思想和共和主义民主理论强调政治参与的思想，通过协商对话过程把二者统一起来。西方协商民主理论本身还是现代西方主体间性哲学和交往哲学发展的产物，是主体间性哲学这种新的思维方式对民主理论的创新。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主体间哲学思想是西方协商民主理论产生的直接的哲学基础。他关于交往中形成的、具有社会性的、关系中的协商主体概念;普遍语用学确立的协商对话的可理解性、真实性、正确性、真诚性的有效性条件;交往合理性的主体间性、理性批判性、程序性的重要特征;话语伦理学关于达成普遍原则或共识的四个条件:即同等的参与、表达意见、表达情感、相互期待的权利。所有这些思想都成为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重要内容。　　第三章，论述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价值诉求。人民主权、自由、平等和正义是民主所欲追求的价值目标，协商民主也不例外。西方协商民主理论从以下几方面弘扬了古典民主理论的人民主权理想:它把政治过程建构为人与人之间的在政治领域的交往和商谈活动，这个商谈活动本身遵循理想的程序性的条件，通过理性的辩论，追求参与者之间的共识或一致，人民的主权通过无主体的交往活动反映在结果的共识中;协商民主通过理性的辩论，有助于把那些不合理的、有限的、易犯错的观点排除出去，促进公民之间偏好转变，形成具有较高质量的决议;协商民主通过重新开启公共领域的对话协商，实现国家制度与公共领域间的互动和交流，最终，非正式的意见形式贯彻在制度化的选举抉择和行政决策当中。平等是协商民主的基本价值诉求。没有平等的协商是精英主义的。协商民主需要的平等具有程序和实质两个维度。具体地讲，首先民主协商的先决条件是程序性保障，即在确定议程与决策阶段保证平等参与相关的协商领域。其次还需要更为实质性的平等的政治影响力机会，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协商以资源平等为条件，它确保个人同意其他人提出的观点确实不是强制性的;二是协商需要提出说服性观点的平等能力。主要是指公民们成功地发起协商，在公共辩论中引入新的论题，并影响结果时展示出来的能力。能力平等相对于其他平等对于协商民主有更重要的意义。在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看来，人民平等地参与政治的自由和个人的自由权利是互为前提，互为补充的。一方面，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是人民自由参与公共舆论和意志形成过程的法律前提，另一方面，人们对这种权利和自由的理解本身也只有通过公共领域中的自由商谈才能得到合理的辩护、澄清和改进。西方协商民主理论把民主当作一种程序，依靠这种合法的民主程序，通过商谈、讨论、辩论、谈判等理性化交往行为实现个人权利和公共权利、现代自由与古代自由的内在联系，达成对正义的真知和共识，政治正义由此得以实现。　　第四章，论述西方协商民主机制、制度以及与选举民主关系的理论。公共协商是一种带有特定目标的对话，它要通过解决问题或消除冲突来克服问题情形。根据要解决的问题情形，协商民主对话机制有五种不同的类型。公共协商作为解决问题情形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一致是必要的。通过民主过程形成一致主要由提出议题、讨论、实现非正式的一致、集体决策、形成一致或共识五个步骤来完成的。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就表现出对可行性问题越来越多的关注，话语民主要求有政治和法律制度为中介，协商民主制度研究进入人们的视野。评价协商民主制度合理性的标准就看它是否具有批判性、可修正性和包容性。协商民主理论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国家和公民社会是民主制度需要规范的主要领域。公共领域的协商如何进入国家的决策程序，并且这种进入不能影响民主的诉求，是协商民主制度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这个问题在微观上表现为协商民主制度如何用前后一致的方式来构思协商过程及协商结束的机制，以保证协商阶段提出和被接受的理由能够体现在决策中。针对这一问题，协商民主理论家提出了几种代表性的模式:一是哈贝马斯的双轨模式，认为在议会和法院的正式规范程序与公民社会公共领域内发生的非正式交流、讨论和商议之间存在着互动。二是博曼的二元模式，认为各种各样的公共领域和各种政治机构之间都应存在着一系列复杂互动。这两种模式都认为这种互动使得非正式的意见能够体现在决策中，从而实现合法性和合理性的统一。三是德雷泽克的公民社会协商制度模式，主张公民社会的话语民主不进入制度内部，通过对抗性的民主形式来影响决策。协商民主通过协商讨论进行决策，这一鲜明的特点是在与选举民主通过投票聚合选民的偏好和利益的对比中显现出来的。选举民主的意义就在于使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建立在人民的普遍同意的选举投票之中。但是选举民主存在着参与作用相对较弱、动力不足、包容性和责任性有限的局限。而在协商民主中，公民能够充分参与决策、动力自足、包容性和责任性更强。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分歧主要表现在:民主过程是选举的民主还是治理的民主，合法性来源于公共舆论还是公民理性，偏好聚合还是讨论协商，实现民主需要的是政治平等、机会平等还是能力平等。总之，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产生、发展与一定时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客观历史条件以及主体自身参与民主政治的能力密切相关。从历史发展过程看，两种民主形式都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包含的。在当代民主政治的发展中，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的关系，而不是相互对立和相互取代的关系。　　第五章，论述西方协商民主的政治正当性理论。政治正当性，是指协商民主为什么、在何种意义上是值得提倡和追求的。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关于协商民主政治正当性的辩护存在着三个理由:功能、程序、价值诉求。支持协商民主功能正当性的观点认为，协商民主正当性建立在:协商民主具有合理性、合法性、培育公民美德的工具价值和构成个人良善生活、实现相互尊重与对"我们是谁"的理解具有一致性的内在价值上。支持协商民主程序正当性的观点认为，公共协商程序能够完善民主过程的结果，使它们更公正。但有学者提出，仅有程序并不能确定公平或理性的标准。因此有协商民主理论家提出了认识程序论，即民主程序及其共识目标是公开运用理性，对各种理由和观点的批判反思过程中实现的。支持协商民主价值正当性的观点认为，协商民主的政治正当性在于其所体现的人民主权、自由平等和正义的价值诉求。与功能、程序正当性理由相比，价值诉求正当性更具有根本性。协商民主理论自从产生以来，就伴随着对其存在价值和正当性的质问和怀疑。这些诘问来自三大理论，分别是现实主义、社会选择理论、差异民主理论。其中，现实主义的批判集中在协商民主只能在小规模、同质文化中进行，且具有精英主义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