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术是形成于人类社会早期的一种文化形态,对于早期社会文化的发展、公共事务的管理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并最终催生了国家。契丹民族的发展历程也随处可见巫术的身影,“三可汗传说”反映了契丹早期不稳定的“巫王合一”体制,民族共同体发育程度尚低;隋代和唐初契丹逐步形成统一政治共同体,形成大贺氏联盟。遥辇氏时期契丹国家机器进一步完善,制礼成为诸位可汗以巫术加强王权的手段,这也预示着契丹帝国时代的到来。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以武力统一各部,以战争开疆拓土,期间巫术为太祖争取内外人心,塑造卡里斯马形象以创制契丹帝国新传统出力甚多。太宗朝呈现帝后二元政治格局,太宗和述律太后都对巫术加以利用和控制,这种情况不仅体现在契丹内政方面,而且在与中原的和战中都有巫术的参与。辽世宗自立为帝,并通过横渡之约取得述律后谅解成功掌权,其中以筹为信物的做法是基于巫术中的灵物崇拜。穆宗昏庸保守,也因此加大了对巫术的尊崇力度,期望以巫术稳定其动荡的统治。景宗、圣宗两朝经历了辽宋间由和到战、再由战到和的大转折,巫术的作用发挥地淋漓尽致,战争时为辽军鼓舞士气、祈福消灾,澶渊之盟后又以其神圣仪式展现和平诚意。在兴宗、道宗两朝,巫术尽管在公开政治场合已经日趋消沉,但在宫廷斗争等许多重大政治事件中仍可以发现巫术参与其中的影子。天祚帝时期巫术走向了它命运的归宿,其衰微表现地最为典型。总体来说,巫术是与文明程度较低的社会状况相适应的,随着文明水平不断提高,巫术越来越难以满足契丹民族的诸多需求。加之契丹受到的外来文化影响越来越大,儒学、佛教都对巫术的衰微起到了推动作用,巫术自身的缺陷又导致它无法有效应对挑战,最终只能褪去其信仰价值,成为纯粹的形式,有些巫术甚至以消亡为结局。尽管如此,契丹巫术仍有其重要价值。巫术既是契丹民族社会文化的最初成果,也是其后续发展的基础和出发点,深刻地影响了契丹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