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意大利作家翁贝托·埃科的历史元小说创作为研究对象,把后现代主义历史元小说的反讽书写作为贯穿始终的线索。本文的反讽主要采用琳达·哈琴的界定,即反讽不是拿一种意义去否定另一种意义,而是双重意义并置下所形成的新的意义。这一点正是后现代主义历史元小说的核心所在,即后现代历史元小说仅仅是通过“反讽”而非拒绝来达到颠覆的目的。从埃科自身的后现代主义理论观点中寻找到契合历史元小说的反讽书写是本文选题的立足点。从第一章对“历史元小说”的界定开始,将历史元小说分别与元小说和历史小说加以观照,在此观照之中,试图把握历史元小说在具有元小说和历史小说相同质素的同时,更加表明历史元小说与二者的不同。第二章和第三章作为本文的主体部分,注重于文本分析。在埃科的《玫瑰的名字》中,作为背景叙述的元叙述层意义,与作为从修道院生发的一系列事件的故事层意义,并置而生成了新的反讽意义;同时,埃科以历史互文和文学互文相结合的方式,使得小说既可以是对外部历史陈迹的顾盼,又可以是对内部文本性的回应,模糊了历史和文学的界限;再次,作为一部反侦探小说的《玫瑰的名字》,虽然嘲弄了侦探小说的叙事成规,但是它却是在侦探小说的模式下进行的创作,由此使得侦探小说的叙事成规在反侦探小说的《玫瑰的名字》中继续延续流传。这三个层面均以一种既批判又肯定的方式形成了一种新的反讽意义:“共谋性批判”。埃科的另一部小说《波多里诺》,在伊莱亚斯“历史崇高”视域观照下,也形成了对历史的反讽:后现代主义作家不再将历史文本视为历史本身自然而然地还原和再现,他们深切地觉察到过去的历史不可还原,他们能够做到的仅仅是“讲述历史”。历史的不在场使得后现代小说家对历史充满了渴望,然而,深知历史可望而不可及的自省意识又使得他们在小说当中不断地延迟历史、延宕历史。在渴望与延迟的双重意义的摇摆之中便生成了一种新的反讽意义——“历史崇高”。作为历史元小说的《玫瑰的名字》和《波多里诺》,在反讽双重意义并置下而形成的新的反讽意义,暗含着埃科对待传统叙事和历史的反思。传统叙事和历史绝不是应被抛弃的赘余之物,而是后现代社会的人们理应寓托之物。而在本文的最后一章,总结回顾了全文的脉络,并对哈琴的后现代反讽理论加以反思,表明哈琴的反讽理论也仅仅是拿自己生命经验中的新语汇去否定另一种生命经验的旧语汇,是对人生经验的再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