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关联担保盛行,一方面有利于缓解企业融资难题,另一方面为谋求私利慷公司之慨亦会使公司陷入“滥保”的怪圈。我国已有超过百分之四十的上市公司为其控制股东提供担保,但《公司法》、《担保法》等法律文本中并未使用“关联担保”一词,现有的研究成果也未准确解读关联担保的涵义。现行《公司法》为关联担保设置了决议限制的前置程序,但未明晰该规定的规制对象、规范性质及法律后果,故未经决议提供关联担保的效力认定存在分歧。基于此,首先根据关联关系确定关联方的范围,对关联担保的概念进行界定,否认第16条第2款针对的对象仅限于“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两类;通过对关联担保法律制度的比较法研究,明确目前对关联担保的主流态度并非禁止该交易形式,而是通过限制模式规避其风险。其次重点解读我国现行《公司法》第16条关于关联担保制度的规定,从理论分析与案例检视两方面认为其应为管理性强制性规范;但从本条第2款的规范性质识别入手,无法直接得出违规关联担保的效力结论。由此指明关联担保效力认定存在与一般担保不同的程序决议限制,且立足整体的规范分析法尚无法涵射其后续问题。结合《民法总则》第61条的规定,采用内外有别的分析法,将公司内部决议性质与外部担保合同效力认定过程分开,然而并非割裂两者之间的关系。未经股东会表决即内部决议不成立但未涉及效力层面;该决议是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法定限制,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提供关联担保的行为属于越权担保,应以《合同法》第50条关于越权代表的规定为规范基础。因其自身效力判定介于立法模糊地带,提出两种解释路径:一则准用无权代理制度,给予公司追认权;二则完善相对人善意的判定标准,构成表见代表时合同有效。本文认为第二种解释路径立足规范基础,填平了上位概念的法律漏洞,更具可借鉴性。此外,补充公司关联担保的效力认定上仍存在其他问题,诸如关联担保中超额担保效力、一人公司或担保公司提供关联担保是否受决议程序的限制等,但未详细展开论述。总体来说,本文研究的重点是厘清公司越权担保的效力判定以解决公司未经决议提供关联担保的效力问题。笔者认为关联担保内部决议的程序限制不同于一般担保的章程授权,内部决议的效力也并不直接影响外部合同效力,但规范性分析方法自身存在诸多问题,内外有别的分析方法符合规范基础的逻辑前提,故应从越权代表的效力入手,借鉴表见代表的构成要件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