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众矢之的”还是“攻而不倒”,新闻客观性在新闻学理论中都是一个绕之不过的命题。在西方,虽然它不断地遭受着挑战,但是它已经内化为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理念。在中国,由于受到媒介生态环境的影响,新闻客观性在政治上被误读为“客观主义”,在新闻报道中被解读为“用事实说话”,在理论界则被认为是,新闻客观性对现有的制度具有解放意义。不管怎么样,新闻客观性都被不同层面,不同目的的人进行着不同的解读。　　即使是在西方的新闻理论界,新闻客观性同样遭受着不公的待遇,有人说它是“一种广泛的生产,一种阶段性的产物——某种人为产生和人为维系的东西”。(凯利,1989:26)更有人认为,“客观性是一种霸权的策略,被社会的某些成员用于统治另一些成员”(麦克金农,1982:537),甚至是“最阴损毒辣的一种偏见”(舒德森,1978:160)。1而少有人是从历史的角度来争辩,如此看来,对新闻客观性的争论还将继续下去。因此,我们从历史对比的角度来解读新闻客观性还是有意义的。　　但是,我们绕过了对新闻是不客观、不能客观和不必客观的传统争论的视角。我们提供了一个对比的方法,并回答了新闻客观性的出现并不是“某种人为产生和人为维系的东西”,更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而是恰恰相反。从历史的维度来看,便士报之前的美国,其新闻客观性的理念根植于民主自由的话语之中,它的出现是民主话语的延伸。同时,新闻客观性还是为了表达对政党报刊那种偏见的不满与不屑,他们想在经济上独立,从而拥有更多的受众人群,他们用一种民主自由的话语来追求商业利益,并在这种追逐中,完成了对大众公共利益的服务,而所有这一切成为可能,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新闻客观性的存在。　　在文中,笔者着重论述了新闻客观性的出现是因为民主思想、政党纷争或是政党的轮替、商业市场的发展和报刊在经济上对独立的诉求。并通过中美两国的对比,发现这一论点是站得住脚的。通过对中美两国历史的梳理认为,新闻客观性的出现离不开民主自由的政治环境,无论是从思想源头考虑,还是从政党的轮替考察,这一观点是能够说得通的。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是先有了民主与新闻自由才有了新闻客观性和新闻专业主义,而不是相反。　　笔者在文中分析了1949年以前的中国媒介环境,认为当中国的商业报刊和独立报刊开始慢慢趋于沉寂时,新闻客观性也开始走向了消退,而这一切,笔者一方面将其归咎于中国“文人论政”的传统影响,新闻报刊在他们手中一直是一种工具价值,大多数报人始终没能摆脱传统“入世”思想的影响,最终导致作为信息的新闻和作为参政的言论的纠缠,作为信息的新闻不能够完全超越言论的重要性,这就可能会造成事实在新闻报道中受到的重视不够。学界普遍认为,新闻客观性的出现和作为信息的新闻从言论中分离是分不开的。如此看来,我们将1949年以前的新闻客观性定义为萌芽状态是能够成立的。另一方面,笔者认为中国大的政治环境对一向向政治看齐的报刊有着影响,再加上中国的民主启蒙始终未能完成,最后流产于民族大义,诚如姜红所言:“‘后五四’时期,‘人民’、‘大众’、‘群众’成为新闻传播的主要对象,新闻传播的主要责任是动员民众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民族大业。‘五四’时期新闻传播中‘人的发现’和‘立人’的启蒙使命并未完成,直至今天仍有现实意义”。2如此以来,在当时的新闻客观性的建构上,表现为建构的根基不牢。在前文中我们已经分析过,当时的新闻客观性的出现是根植于民主自由的话语之中的,这种未完成也意味着民主自由启蒙的未完成,其结果投射到1949年以前的新闻客观性上,也表现为一种未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