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带来的消极影响已超越国界,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积极应对,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已成为国际社会共识。一国参与国际气候治理包括单边的减缓与适应行动和双边及多边的国际气候谈判与合作,其气候外交政策的制定受到很多因素制约,“利益为基础”观点认为它主要受制于减排成本与自身实力,生态脆弱性与敏感性程度因素影响;“国际机制”观点认为它主要受制于国际气候机制安排及选择性激励因素;从文化角度解释这一问题是对上述两种观点的有益补充,文化与认知因素不仅可以从一个侧面解释一国参与国际气候治理的动机,尤为重要的是两者互相建构,一国对环境文化的认同建构国家身份和利益,进而影响其参与国际气候治理的立场与行动。本文试着采用国际社会理论建构主义分析路径,将环境文化认同的核心界定为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接受与认同。结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演进历程概括了中国对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关系的认识,对中国参与国际气候治理的立场与行动变化进行解释,分析了不同时期环境文化认同程度的高低与中国制定气候外交决策、参与气候治理行动的变化关系,并进一步指出环境文化认同与中国参与国际气候治理二者互为施动,环境文化认同一定程度上激励着中国领导人的政治意愿去参与国际气候治理,中国参与国际气候治理的行动也加深了其对环境文化的认同程度。最后通过培育国内民众的环境文化认同,展望了未来具有先进环保理念的中国的环境外交将具有更大的主动性与更多的发言权,并制衡一直由西方占据的环境道义制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