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民事纠纷的诉讼内调解制度,就是我们所说的“州县调处”,是解决民事纠纷的重要方式之一。中国古代传统的息讼思想是中华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司法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社会职能。当前我国许多学者对调处制度进行了广泛的探究,但从整体上看,理论性的分析占据了很大的比重,对相关案例、材料缺乏一定的深入钻研。本文将以《三邑治略》为例对民事纠纷的调处方式进行研究,在判词中我们可以发现,近百分之九十的案件为民事纠纷,包括田土争业类案件共八十四件,调处六十六件。婚姻家庭类纠纷四十八件,调处四十件。钱债纠纷类案件二十六件,调处十八件。亲属邻里类纠纷十四件,全部调处结案。由此可知,百分之八十多的民事案件都以调处的方式得以解决。此外,在三十一件其他类型的案件中,有二十五件为调处结案,其中包含一些轻微的刑事案件。可见调处为州县官解决民事纠纷优先选择的方式,其能够从根本上化解两造双方的矛盾,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的效率,同时能够维系家族邻里之间和谐的人际关系。我认为清代州县官广泛使用调处手段解决民事纠纷,其审断的过程并不同于我们当代法官的处理案件的方式。州县官在审断时常常适用律例和情理,并且在分析和解决案件的过程中没有明确的使用界限,他们关注的是如何能够以最便捷的方式化解纠纷,从而达到维护地方社会稳定与和谐的目的。从事实上看,在处理矛盾、保障社会稳定的价值取向下,州县官可以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尝试多种方法来达到这个目的。由此表明出的现象是,在适用法律可以充分的处理案件时,州县官通常会按照律例的规定解决纠纷,而当律例不尽完善,无法对现实情况提出解决方案时,州县官自然会以其他的方式,如调处来解决纠纷,化解两造双方的纠纷。因此,调处息讼得以在实践中广泛应用。现阶段,部分中国法制史的学者们也在不断地关注调处方式对解决当代法律难题的积极意义,如调解、渎职等问题。同时,清代州县官用调处的方式解决民事纠纷在及时处理案件,从根源上减少纠纷的产生等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对于我们完善当代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也无疑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而清代调处解决纠纷的机制是存在一定的弊端的,我们应当予以适度的批判和摒弃,多方位寻求解决调处制度缺陷的方法,不断研究其理论意义及实践意义,将其应用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同时,我们应该坚持完善研究法律史问题的方式方法,丰富法律史的研究问题,扩充看待法律史问题的视角,重视树立多元化的研究方式,寻求更多解决法律问题的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