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美学视域下,作品的定型需要作者和读者共同参与,读者是文学作品的最终完成者。因此,研究读者的评价是完善文学作品接受面貌的重要环节。在出现新媒介、引入新元素、搭建新平台的环境下,莫言作品读者群体进一步丰富,读者接受空间不断产生着新的链接,出现了新的特征。长篇小说《蛙》首发于《收获》杂志2009年第6期,在12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自问世以来,小说对敏感题材的准确把握,对社会事件的追踪再现和文学奖项的光环加成,让《蛙》颇受关注。从传播媒介的升级到社会热点的更迭,从思想观念的进步到国家政策的变化,这些都会为文学接受引入新的元素,并在原有文本和读者经验的基础上进行融合创新,使得作品接受面貌发生变化。一部作品所引起的热点话题是其文学接受场中的核心圈,其他接受特征都是围绕这几大热点话题向外延伸。因此,了解热点话题实则是勾勒文学作品的接受面貌的捷径。本文关照《蛙》接受过程中的焦点,针对读者讨论热烈的部分深入解剖,以点带面,向外辐射,勾勒出《蛙》的读者接受的完整面貌。第一章分析研究《蛙》的基本接受概况。新媒体环境下《蛙》的传播接受出现了新特征。知识互动社区让读者可以进行充分交流,形成了足以影响作品公众接受面貌的“社交型阅读”;有声阅读平台让阅读从双眼中解放出来,并且文本内容进一步被切割,满足了快节奏生活中的人们“碎片化阅读”的需求;当下面向年轻人群体的“可爱化”的宣传主导风格,使得出版机构在设计封面和推荐语的过程中有意倾斜,封面设计的启发性、严肃性、指向性有所减弱。这些新特征显示了出版机构对文学市场中新变化的迅速反应和适配调整。第二章主要归纳了姑姑形象的接受维度。作为小说的主人公,姑姑形象的读者接受的三个维度:“送子观音”、“刽子手”和“忏悔者”,不同的形象在读者心中的分量不一样。“送子观音”是最容易被忽略的,这与读者心理中的社会角色认同有关;“刽子手”是姑姑形象的主色调,读者通常从时代和个人关系、女性个体意识和借用西方文学理论三个角度展现姑姑形象中的这一面;“忏悔者”是可以引发读者共鸣的形象,但也是最容易引起争议的部分,读者对忏悔的有效性产生了不同看法。争议发生的原因是读者对现实历史事件的差别化经验。第三章汇总分析蝌蚪形象的接受形态。针对同一形象,普通读者和专家学者不仅关注侧重点的不同,评价反馈的形式也不一样。普通读者是“整体定性”“直接感受”的形式进行评价,专家学者是“以小见大”、“理性评判”的形式进行分析。本文汇总分析,认为造成这种接受差异的原因有三个:从文本内容角度来看,蝌蚪形象本身具有多义性;从读者素质角度来看,读者阅读经验的存在不同;从阅读状态来看,读者阅读目的不同。本章借助分析蝌蚪形象的接受差异,来探讨阅读经验、阅读目的和文本内容等三大要素对读者接受面貌的影响。第四章深入探索话剧形式的接受形态。《蛙》创造性地采取了“小说、书信、话剧”三合一的跨文体形式。由于阅读目的、阅读经验和期待视野的区别,普通读者和专家学者在接受过程中出现了较大差异,可谓是“冰火两重天”。作为一种富有象征性和语言高度凝练的文体,普通读者和专家学者的接受差异实则是文学功能的不同反映。前者立足文学自身的可读性,探讨文学作品《蛙》本身给读者带来的审美愉悦;后者立足文学与外界的互动性,探讨文学作品《蛙》同外部世界的对应关系。同时,本章在探究话剧形式的接受状况之外,将从话剧角度切入分析话剧部分的作用。第五章总结概括读者对小说精神主题的理解。“忏悔”是小说的精神主题。“忏悔”这个词经历了从佛学词语到生活用词,再到文学批评术语的转变。“忏悔”是《蛙》的重要注释,内涵丰富,读者对《蛙》中的“忏悔”也有不同的理解。笔者整理了读者对“忏悔”的两种分类标准:一种是以“人物”区分忏悔类型,一种是以性质区分忏悔类型,前者基于读者对社会角色的直观感受,后者基于读者对文化背景的深刻理解。通过讨论读者对忏悔的划分标准的理解,本文将梳理出读者对作品精神内涵的接受状况。总之,本文分别提取了文学传播媒介、人物形象、文学体裁、文本主题四个热点话题展现《蛙》的读者接受面貌。希望能够在充分调研、分析、整理的基础上初步搭建起《蛙》的传播与读者接受的基本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