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的儒家士人具有以道自任的强烈意识，对于仕隐、出处问题特别谨慎。在同时代的士人中，郝经的出处选择具有代表性。郝经的出处选择践行了儒家士人的标准，作为金亡后的二代士人，郝经出仕蒙元直接促使蒙元统治者改变治略;即使在出使南宋而被长期羁押期间仍没有改变志向，为“道统”的重建、儒家文化理想的复兴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自己的贡献。　　论文的绪言部分，交代了论文的研究背景、意义和研究方法等问题，并概述了郝经的生平和著述情况。　　论文的第一章，探讨了郝经的道统观和出处观。首先，梳理了郝经之前的道统观;接着在对郝经的具体文章进行分析后认为，郝经的道统思想更接近于韩愈《原道》中“道统”本意。郝经认为谁践行了儒家理想，谁就被认为有功于儒家道统。郝经对出处的看法受其道统观影响甚深，他主张士人在何种境遇下都应该有所作为，不赞成士人在乱世独善其身的做法。　　论文的第二章，主要探讨了郝经的正统观及其践履，并得出结论:郝经的行动是受“道统”高于“政统”理念的驱使。　　金末元好问把“中国”概念拓展成宏通的“文化中国”意识，受其影响，郝经禀续了“文化中国”意识，主张“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的正统观。从“以天下自任”的儒家立场出发，郝经与蒙古政权合作，以实际行动影响蒙元政权的发展方向。分析郝经的行动和思想，认为郝经强调士人作为道的承担者，在“道统”和“政统”不一致的情况下，士人有“致君行道”的责任，郝经思想和行动的最终目标和根本动力在于“道统”的重建。　　论文的第三部分，梳理郝经的学术渊源，考察其交游，分析他的学术特点以总结和抽绎其出处选择的内在线索和逻辑。郝经学术上存有金代儒学的特征，他的学术主张更接近于汉唐儒家的特点。恪守和践履“道统高于政统”的传统儒家理念——认定夷狄君主如果能践行“中国之道”，其政权在兴替的“合法性”上也就可以转化为正统王朝——通过自己的思想倡导和实际行动使得“道统”（即儒家文化理想，最高目标即周礼复兴，三皇五帝时代的“理想国”重现）在当下得以重建，这便是郝经出处选择的基本的内在逻辑。　　论文的结语部分，对郝经的出处选择、思想和实际行动进行了总结。如果说金亡后一代士人的主要任务在于保存中原旧金文化的话，那么对于二代士人来说，更重要的是要使得“道统”在中原大地、乃至北南大地上重现建立起来。作为道统观念极强的儒家士人，郝经以重建“道统”为使命，坚持“达必先天下之忧，穷必全一(己)之愚”的信念，在蒙元淹有中原、南宋政权尚未更迭的特殊时期为道统的重建、儒家文化理想的复兴做出了独特的贡献。郝经的出处选择实际上既是传统的儒家思想在知识分子身上的体现，也是金亡后的二代士人对人生道路的一种代表性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