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翻译研究注重文本对比和对翻译标准的厘定和遵守，即对原文的忠与不忠。随着“文化转向”在翻译界的深入发展，翻译已经和非语言学科建立了密切的关系。翻译界的“文化转向”给予了这种与以往不同的新的视角，新的分析方法研究翻译发展的机会。这种机遇促使学者们把译文置于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或与其相关的学科(如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意识形态、女性主义等等)中，分析找出它的形成动因，探索社会、历史与文化对译者选择翻译政策、翻译策略及翻译方法的制约。随之，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以弗尔为代表的目的论，将翻译看作一个有目的的行为，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以图里为代表的多元系统学派进一步将翻译视为一个受规则约束的决策过程，而意识形态则似一只看不见的手操纵着翻译的每一个环节。以勒菲弗尔为代表的操纵学派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将翻译视作一种改写形式。因为翻译并不是纯粹的语言符号的转换，而是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沟通．。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势必会受到所处年代意识形态的影响，有意无意地对原文进行挪用及改写。勒菲弗尔明确指出，意识形态与赞助，不仅影响翻译过程，更影响翻译的结果。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与实践正恰如其分地体现了这一观点。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的结合导致了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产生。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滥觞于北美，于今波及全球。女性主义翻译的目标是要识别和批判那些即将女性又将翻译贬入社会和文学底层的观念、概念，探讨翻译被“女性化”的过程、原因及其负面影响，并最终动摇那些歧视女性、歧视翻译的深层结构。在女性主义译者的理解中，翻译绝不仅仅是文本之间的转译，也不仅仅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乃是一种政治行为，目的是反抗原文的男性中心和女性歧视，使语言替女人说话。她们把这些理念贯彻到翻译实践中去，在译文中使用激进的女性主义翻译策略—增补、加写前言和脚注以及劫持，甚至坦率地宣称翻译就是重写，并用种种手段突显女性在文本中的地位，让女性在语言中“可见”，从而使女性在真实世界中被“看见”和被“听见”。不难看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反映了意识形态对翻译影响的一个侧面。意识形态影响着女性主义翻译观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方面，意识形态左右着女性主义译者对具体语言和文化问题的处理；有时女性主义译者在意识形态的驱使下还会反客为主，增删或“重写”原文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拨开意识形态这一层迷雾，女性主义译者对于文本的种种为传统翻译观念所不容许、至少是不鼓励的变动，就不但不是大逆不道的，而且是为了一种忠于身份认同之追求而必不可少的“正义”行为。由于中西方经济、文化和历史的不同，西方的女性主义在引入中国之后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西方那种激进的女性主义翻译策略并没有在中国女性的译者身上体现，对于一些受过西方女性主义思想影响，具有女性意识的女翻译家，她们表现出来的还是比较温和的翻译策略，但是不可否认她们作为女性译者的性别意识在翻译中有所体现。另外，相对于西方的女权主义翻译家，中国的女性翻译家和男性同行一样深受传统翻译观的影响，在翻译实践中把“忠实”作为首要的标准。在此种翻译环境的熏陶下，中国的女翻译家即使有反男权文化的意识倾向，但也是属于“温和派”。本文主要是对意识形态和女性主义对翻译研究的影响进行历史性的回顾，从女性主义翻译哲学，翻译标准等六个方面，系统地探讨了正是女性的这种反抗男权中心的意识形态形成了颇具个性的女性主义翻译观。并从两千年来儒家思想对中国女性的束缚，中西方妇女运动的不同历史背景与历程，以及中国传统翻译标准着手，研究中国女性译者的意识形态。正是由于中西方女性不同的意识形态，从而影响她们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