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英国汉学家翟理斯翻译的《聊斋志异选》为研究对象。　　论文第一章对《聊斋志异》在中国的阅读历史进行了梳理。辜鸿铭和郑振铎曾经从不同角度对《聊斋志异选》予以否定。论文第一节和第二节分别分析了这一“否定”行为背后的个人文学立场和时代背景。　　第二章从形式表达层面对译著进行了文本细读。通过比较原著与译著的差异，加以篇名、开头、结尾、对话、景物、主人公多角度的分析，笔者认为翟理斯直接采用“西方小说观念”翻译了《聊斋志异》，而没有关注到在中国传统文学语境中原著所具有的“文章”形式。　　第三章则从题材、注释、附录三个方面对译著的内容层面做了分析。在把《聊斋志异》当作小说阅读的基础上，翟理斯还阐释了其民俗、宗教等文化意义，使以“虚构笔法”为特征的原著转变成以满足“认识功能”为特征的译著。　　第四章通过对原著在文类划分问题上的厘清和分别出自中西学者之手的两本《中国文学史》的比较，进一步探讨了原著与译著的差异。“西方小说观念”的统制使翟理斯对《聊斋志异》的阅读和晚清以降国人对此书的阅读具备了同构性质。翟理斯的翻译行为从微观的角度呈现了《聊斋志异》从无文类区分的“文章”演变为独立文类的历史，进而映射了中国传统文学（晚清以前）与西方现代文学观念之间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