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5月,师陀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谷》(时用笔名芦焚)获《大公报》文艺奖金,这使初入文坛的他获得了很高的声誉。他不矜于已有的荣誉,仍然默默而又勤勉地写作,以自己独具特色的文学作品构建了属于自己的果园城世界,从而确立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本文拟以其小说创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小说创作的思想特色和艺术风格。全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反田园牧歌的乡村叙事。现代中国作家,大都与乡土有着无法割断的联系。师陀也是一个“从乡下来的人”。乡土小说,并非师陀小说创作的全部,但无疑是其中最有光彩最令人感兴趣的部分。早期的乡土小说是作家中原故乡的浮世绘,在富有中原色彩的自然美景与丑陋人事的对拟中表达着作家对于中原故乡的特殊爱憎;抗战爆发后,作家蛰居上海一隅,创作了《果园城记》和《无望村的馆主》等乡土小说,他把《里门拾记》中的“生活戏剧”,变成了《果园城记》里的“生活散文”;他由中原大野乡镇“浮世绘”的浓墨重彩的描画,转向了乡土生活抒情咏叹调的甜蜜忧伤的吟唱。通过对师陀“芦焚时期”的生活与创作经历的考察,指出作家身上固有的气质和不为时俗所左右的独立批判精神,这二者的存在,有力地保证了作家日后文学道路转变的内在自发性。第二部分:都市里的“乡下人”。作为一个从穷乡僻壤流落到大城市里写作的人,他创作的黄金时代先后在北京和上海度过,都市和乡村格格不入的生存状态长期以来一直撞击着他的心灵。在蛰居“饿夫墓”的日子里,他分别以北京和上海为背景,写下了长篇小说《马兰》和《结婚》。和以往描绘乡村中国的立足点不同,师陀并没有直接将都市列为小说的主角,他无意于具体的都市生活特征,而是把着眼点落在了他最熟悉的人群——都市里的中层知识分子身上,通过发生在这些人物身上的心灵与现实的冲突对抗,揭示出现代都市给人类带来的生存困境。第三部分:有个性的叙述者。卞之琳在《话旧成独白:追念师陀》里,满怀感慨地赞叹师陀是一位“天生的小说艺术家”。当我们怀着审美的心境走进师陀的小说世界——无论是色彩斑斓的邻里乡间,还是命运多舛的中原小城,抑或物欲横流的都市人生——深深打动我们的是作者对社会人生敏锐的感触和深情的关怀,他用朴拙的语言,讲故事般的叙述方式为他的小说打造了一个个性化的艺术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