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之间，在位于中西方文化边缘的上海，曾短暂出现过一支来自上海圣约翰大学建筑工程系的年轻师生队伍，他们以曾师从于现代主义建筑大师格罗皮乌斯的黄作粲为核心，秉承着源于德国“包豪斯”的现代主义建筑哲学和建筑教学方法，在当时的中国刮起了一股注重建筑“空间先导，技术与艺术共存”的新风。　　同济大学教工俱乐部正是由源自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建筑工程系的同济大学建筑系中众多师生在1956年合力完成的建筑作品，该建筑以带有实验性的处理手法、成功地将西方现代主义“流动空间”与中国传统建筑的空间哲学向融合，在上世纪50年代“民族形式大屋顶”蔚然成风的中国，为“什么才是真正的属于中国的现代主义建筑”这个问题做出了自己有力的回答。　　目前国内对同济大学教工俱乐部的学术论文研究尚属空白，即使有少部分当代建筑学者的研究也因种种原因使得涉及的方面比较有限。所以本论文的研究不但弥补了这方面在中国建筑界的空白，有效地从“点”上面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了中国现代主义建筑史的大框架，而且也为当代建筑师对待“建筑如何实现真正的中西融合”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份宝贵的范例和经验。　　本论文从大体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提出问题，也就是论文的第一章:绪论部分，主要对论文研究的相关缘由目的等进行逐一阐述;第二部分案例分析，主要包括论文的第二章:建筑师和他们的时代，第三章:图纸上的同济教工俱乐部，第四章:时间·空间·同济大学教工俱乐部，以及第五章:现实中的同济大学教工俱乐部，主要通过对该建筑的背景和各方面分析入手，试图全方面挖掘同济大学教工俱乐部蕴藏的历史文化、现代文明以及时局发展三重价值;第三部分总结分析，即论文的第六章，整合和梳理论文研究的心得体会，分析得失，并提出合理解决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