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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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高质量发展于2017年在十九大报告中首次被提出,是指由以“量”和“速”为重点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向以“质”和“效”为重点的“综合型”经济发展模式。在此种经济模式下,金融成为提质升效的重要拉手,其发挥的作用不可估量。但由于传统金融存在门槛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很多人有金融需求却难以实现。在此背景之下,数字普惠金融应运而生,其拥有着门槛与成本双低的特点,能够更全面的为金融弱势群体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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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高质量发展于2017年在十九大报告中首次被提出,是指由以“量”和“速”为重点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向以“质”和“效”为重点的“综合型”经济发展模式。在此种经济模式下,金融成为提质升效的重要拉手,其发挥的作用不可估量。但由于传统金融存在门槛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很多人有金融需求却难以实现。在此背景之下,数字普惠金融应运而生,其拥有着门槛与成本双低的特点,能够更全面的为金融弱势群体提供服务,进而减轻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充分问题,一定程度上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效益。本文基于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首先测度了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验证了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并检验其是否存在门槛效应;其次研究了不同地区之间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差异性;再次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出发,验证了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绿色发展、对外开放、居民消费五个因素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调节效应;最后通过中介效应检验证实了理论分析中相关假设,即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金融资源使用效率与居民消费水平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的研究结论有:(1)我国的高质量发展指数整体呈上行趋势,但也存在着地区发展的不平衡现象;(2)无论从总体上还是从局部上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均能有效地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在分维度指数中,覆盖广度指数的拉动作用最为强烈;(3)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呈现一种由强变弱再变强的非线性过程;(4)研究发现,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绿色发展、开放与消费等五大因素,都对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了明显的正调节作用。(5)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金融资源使用效率与居民消费水平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现有成果相比较,本文在研究内容与方法上均有创新。在研究内容上,本文不仅研究了新发展理念的五个因素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调节作用,还从金融资源使用效率与居民消费水平两个角度验证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传导机制,丰富了本领域研究成果。在研究方法上,现有文献大多使用单一模型进行研究,较少有学者采用门槛效应模型、调节效应模型及中介效应模型相结合的方式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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