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的全面侵略由此开始,举国上下经此劫难,变革繁多,其中司法问题更是重中之重。全面抗战时期环境复杂,百姓再难回到以往之日常,司法方面急需适应战时环境,而诉讼程序之变革正能起到维护社会稳定,勉励前线抗战之作用。本文旨在对南京国民政府在全面抗战环境下,针对民刑诉讼程序所进行的改革进行总结分析,其中又以提升诉讼效率和保障当事人权益的相关规定为核心,从中得出经验和教训,以为当代全面深化司法改革提供思路和灵感。除引言和结语外,本文由五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介绍民刑诉讼程序改革的历史背景。全面抗战战端开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全体社会共谋抗战,司法方面为适应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首先必须在诉讼程序上做出改变。而在此举国抗战期间,蒋介石提出抗战建国之口号,“抗战是我们当前紧要任务,建国是我们最后的目的”,这意味着全民族抗战不仅仅是抵抗外来侵略的行为,更是国家浴火重生,破后而立的全盘建设。在全面抗战过程中所进行的一系列诉讼程序改革,既是使司法运行符合战时环境的必要手段,同时也是确保新生国家的司法系统能顺利重建的重要试验。第二部分至第四部分,分别对应了民刑诉讼程序战时改革进程的三个阶段。根据改革的方式和深度,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全面抗战爆发后,司法行政部和司法院为应对骤变的社会环境,制定了一系列的诉讼程序改革规定,大多是对全面抗战前民刑诉讼法的说明、补充和变通,这也是民刑诉讼程序改革重要的法律依据;第二阶段是全面抗战局势稳定之后,司法行政部在重庆附近设立实验法院,正式开始较为完整的民刑诉讼程序改革实验,这同时也是诉讼程序改革的地方试点;第三阶段是展示全面抗战期间民刑诉讼程序改革的成果,即1945年民刑诉讼法的修订公布,这既是对前两阶段改革的总结,也是针对全面抗战环境下暴露出来的社会问题所进行的对策性法律修改。第五部分探讨分析了全面抗战时期民刑诉讼程序改革给我们当今诉讼程序发展留下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其中有关提高诉讼效率和保障当事人权益的规定。在全面抗战大背景下,诉讼程序的改革有很多是为了应对战事问题所做出的,是特殊环境下的变革,这种改变对于和平时代的司法改革来说可能无法直接运用,但同样能提供经验和启发;而其中对于诉讼效率提高和当事人权益保护的相关改革,正符合了现代诉讼程序发展的方向,既要减少司法资源的浪费,又要尽量避免民众为繁杂的程序所累,这必然要求诉讼效率的提升,与此同时又要体现程序正义,对当事人权益的保护也不能忽视,毕竟两者一体两面,互为表里,若有所偏颇,必然会在司法运作中出现问题,全面抗战期间民刑诉讼程序的相关改革或许能在这方面为当今的司法改革进程提供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