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针对美联储、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框架下货币供给量及其传导机制对本国实体经济的影响效率问题，首先利用时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以货币供给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代表变量，从每一时点上具体分析货币供给量对工业生产总值指数、CPI指数和失业率的影响效率。通过分析可知次贷危机期间美、欧、日的货币供给量对工业生产总值、CPI指数以及失业率的影响效率有了大幅度降低，其中货币供给量对失业率的调控能力下降幅度最大。在次贷危机之后美、欧、日货币供给量对工业生产总值、CPI指数以及失业率调整效率又有了不同程度的回升，也就是说扩张性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在危机期间对于降低货币政策效率损失程度、恢复正常的货币政策效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目前，货币供给量对工业生产总值指数、CPI指数和失业率的影响弹性处于变动幅度较小的“平台期”，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也许会变成后危机时代货币政策的常态。　　由于利率、信贷、汇率和货币供给量之间的关系较为紧密，为解释金融危机期间美联储、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货币供给量对实体经济调节效率降低的原因，本文选择和实体经济影响最为紧密的贴现率、信贷和汇率传导渠道的传导效率进行检验，以期对货币政策效率降低进行进一步解释。本文通过分析可以发现:　　第一，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之后，美联储、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货币供给量贴现率传导渠道效率有所降低。其中基础货币供给对贴现率的影响效率降低，同时贴现率变动对工业生产总值指数、CPI指数和失业率的影响效率也降低，最终导致贴现率降低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作用不大。这说明美国、欧元区和日本在次贷危机之后整体经济都进入了“流动性陷阱”当中，从而降低了货币供给量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效率。　　第二，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之后，美联储、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货币供给量信贷传导渠道当中基础货币供给成为信贷增长的主要因素，公开市场业务增加对信贷总量有负向影响，而贴现率和信贷总量正相关。这一现象的发生和金融机构在金融危机之后的“惜贷”相关，并导致货币供给量的信贷传导渠道效率降低。　　第三，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之后，美联储、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的货币供给量汇率传导渠道中基础货币工具变量的变动对汇率的影响程度下降，而由于次贷危机之后国际短期资金套利平仓的影响，使得对美元、欧元和日元的需求大增，进而使得公开市场业务对汇率的影响得到增强;且汇率变动对这三大主要经济体的贸易总量的影响较高，汇率变动对失业率的影响效率大幅度降低。这一现象正好说明在危机时期，尤其是各国实体经济受到影响之后，汇率贬值对实体经济的刺激作用较为明显，因而可以解释后危机时代各国实际上都有为了宏观调控短期见效而进行“以邻为壑”的“竞争性贬值”倾向。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由于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经济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流动性陷阱”、“流动性窖藏”以及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短期资金对货币投机性攻击的存在，使得货币政策当局基本货币政策工具变量对货币政策中介变量以及货币政策中介变量对实体经济变量的影响方向及影响程度都发生了变化，最终由于美联储、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的货币供给量贴现率传导渠道、信贷传导渠道以及汇率传导渠道效率降低，使得次贷危机期间货币供给量(M2)对经济体内工业生产总值指数(IPI)、CPI指数以及失业率的影响效率大幅度降低。2010年之后的“后危机时代”美联储和日本央行货币供给量调整效率恢复较快，而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效率损失仍然较大。面对2010年之后“后危机时代”货币供给量调整效率的降低，各国应该在积极协调配合中寻求发展途径，重拾经济发展的信心，帮助世界经济走出次贷危机的阴影，迎接新一轮的经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