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保护地制度仅关注特定的生态环境要素,无法对生态系统进行综合性保护。对此,2014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确立了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各地随后也相继开启生态保护红线的立法工作。但“生态保护红线”对于我国而言仍然是新事物,国家层面的立法尚未完善,学术界对生态保护红线的研究也有待深化。虽然实务界和理论界已经认识到“生态保护红线”的重要性,但对于生态保护红线的内涵、划定规则、管理机制等问题还未形成共识,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在实施中仍然问题层出。生态保护红线对于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仅依靠《环境保护法》的概括性条文和部分效力层级较低的规范性文件已无法保障其实施。因此,在国家立法层面上构建完善的生态保护红线法律制度已迫在眉睫。本文以相关理论概述作为起点,从萌芽期、全面发展期等不同阶段对生态保护红线制度进行了梳理,并明晰了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的基本定位,阐明了其内涵和外延,厘清了生态保护红线与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考察了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在全国、地方层面的立法及其实施情况,对制度设计本身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现有的规范性文件效力层级过低、规定过于原则,实践中对于红线由谁来划定、如何划定、划定后能否调整、调整的事由及程序、红线区域如何保护、越线行为的法律责任等问题仍然缺乏明确的依据。在立足本国实际的同时,本文对域外国家、国际组织的相关自然生态保护制度进行了考察,在对比、分析域外制度及实践状况的基础上,总结出可供我国借鉴的有益经验,比如完善生态红线制度保障体系、构建生态红线纵横管理机制、实行生态红线多元共治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的完善提出如下建议:首先,对现有的生态保护红线相关立法进行完善,以进一步明确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主体、标准和程序;其次,在管理中实行管-监分离、健全环境准入机制、完善红线调整制度;最后,对超越生态保护红线的民事、行政、刑事责任等问题加以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