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一朝,儒术逐渐被主流社会接纳,最终成为毋庸置疑的正统,其对政治的影响随之加深。奏议在这种背景下,频频征引儒家经传,二者的结合增强了奏议所述观点的说服力、权威性,儒家经传也借助奏议巩固了自身的地位,扩大了传播面。研究奏议征引儒家经传有助于了解西汉时期各经传的流传情况以及经学与西汉社会的互动关系。西汉奏议是下情上达的重要渠道,其具有多种功能。按奏议的载体形式,西汉奏议可以分为两种,一为书面类奏议,此类奏议有上书、奏书、对策、奏记等数种称呼;二为口头类奏议,其需要较高的随机应变水平。奏议的对象主要是皇帝,也有太后,因西汉诸王国拥有类似于中央的官僚体系,所以诸王国国王与太后在一些情况下也是奏议的对象,奏议的对象还包括三公之类的高官。先秦时期的奏议已经出现对《诗》《书》等典籍的征引,由于奏议对《诗》的征引数量可观,因此便成为研究的重点。《左传》、《国语》、《战国策》均记载一些征引上述典籍的奏议,这些奏议集中于政治、军事领域,且引用的内容不外乎史实与格言两个方面,不过它们对所引《诗》的称呼却具有多样化的特点,这与《诗》的文本在流传过程中尚未完全固定有关。战国时期奏议对《诗》《书》的征引相比春秋时期大为减少,社会变革时期主流价值的重构是其背后的推动力。西汉奏议所引儒家经传的内容将之分为史实、格言、制度三类,相对于先秦时代奏议对《诗》《书》的征引,西汉奏议对有关制度以及孔子的话之类儒家经传引用最大不同是制度类经传内容在奏议中频频出现,此方面内容成为奏议者所主张“复古”方案的重要支撑。储嗣、君德、郊庙等类奏议均有对儒家经传进行征引,列举各种奏议对儒家经传的征引,儒家经传在这些奏议中或是作为改革依据,或是作为赏罚依据,或是用来掩饰政治斗争。从动态研究角度出发,依据西汉官方对经学的接纳程度,将西汉奏议征引儒家经传的历史进程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从汉高祖到景帝时期;二是从武帝至宣帝时期;三是汉元帝在位时期及其之后。三个阶段之中奏议征引儒家经传的数量呈现出明显上涨趋势,官吏选拔标准变化所导致的官员文化水平的提高是产生这一趋势的重要因素,在第三个阶段的成帝、哀帝时期奏议征引儒家经传的数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以经治国”也在后两个阶段中成为愈演愈烈的风尚,同时今古文经学之争也在第三阶段奏议引经中留下深刻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