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康德的二元批判哲学为进路,对语言意义进行了考察,提出了区别于以往意义理论的“内向指称”意义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对限定摹状词、专名和指示词进行了例示说明。首先,本文对诸多传统的意义理论进行了回顾与介绍,以“经验论”和“理性论”之争为历史背景,考察了“语言意义问题”的性质、由来和地位,揭示了传统的意义理论似乎都是经验论在语言/意义领域的延伸与表现,强调的是语言与现实世界(经验)之间的联系。然后,作者对康德的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的起源、意义及其关键思想进行了论述,指出康德的科学的形而上学是对经验论和理性论二者矛盾的统一与批判,不仅成功地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形而上学知识,而且还对科学知识作出了合理的说明。其中,作者分别论述了康德关于先天分析判断、后天综合判断和先天综合判断的三分,感性、知性和理性的三分,以及主体、现象和客体的三分,指出康德哲学中的判断形式似乎可以化约为分析判断本身,而感性直观的纯粹形式似乎可以化约为空间本身。以此为基础,作者对“内向指称”意义理论进行了理论建构,提出了“语言属于感性直观”的观点,论述了作为感性直观的语言是如何运作与衍化的,理性与自在之物是如何以语言为基础完成对知识对象的共同建构的,以及语言又是如何使得意义和概念成为可能的,厘清了语言、知识和意义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对认知语言学的“体验”的哲学观进行了批判,对语言相对论的“语言影响思维”的观点作出了反驳。最后,作者以“内向指称”意义理论为框架,对限定摹状词、专名和指示词“我”进行了例示说明。对于限定摹状词,作者通过对唐奈兰限定摹状词理论的修正,论证了指称性用法可以进一步划分为确指性用法和偏指性用法,提出了内向指称意义理论的簇模型。对于专名,作者介绍了克里普克对关于专名指称的限定摹状词理论的批判,讨论了克里普克自己的历史因果理论以及这一理论所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关修订理论所面临的共同困境,论述了产生这些困境的根源,并证明了以“内向指称”意义理论为进路考察专名问题的可能性、合法性和解释的充分性。对于指示词“我”,作者介绍了丹尼特和普特南的“钵中之脑”思想实验,论证了这两项思想实验的设计理念及其蕴含的哲学立场将使“我是谁?”的问题成为无解。为此,作者修改了“钵中之脑”思想实验,论述了“我”所指称的对象的可撤销性、不可及性和可化约性的特点,最后以一种物理主义的观点解答了“我是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