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接近口语的本土文献不多，使语言研究陷入因境，但是佛经文献却十分丰富。该时期的汉译佛经接近当时的实际语言，在中古汉语语法史研究中有着重要的作用，能解决本土文献难以解决的问题。我们的根本目的是找出译经中独特的语法现象，解释这些语法现象产生的原因，探索实现语法化的途征，揭示它们发展的动因和机制。 本论文主要集中研究姚秦汉译佛经助词在汉语语法史中的影响。首先，对该时期译经助词进行归纳描写；然后，把它与《三国志》、《世说新语》、《齐民要术》、《颜氏家训》等材料进行比较，论述其特色，探讨它们之间的共时差异和历时变化。我们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归纳描写与定量分析，同时辅以共时和历时对比，加上合理解释。 本论文的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发现了一些在汉语语法史发展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新的语言材料。如在动补结构语法化过程中，出现于“VCO”和“VC”句法环境的动态助词“却”、“著”等；该时期疑问语气词“尔”和语气助词“那”；用于反复问句末的“无”和作尝试态语气的“看”，等新的语言材料。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本土文献的不足。 (二)确定了一些语法现象出现的时间。“时”作假设语气词，历来人们都认为产生于唐初，我们发现它产生于后汉。“来”作事态助词，历来认为它产生于唐五代，我们认为它产生于姚秦时期，表示过去和将来的事态。 (三)探索了一些语法现象的来源。人们认为反复问“VP不”式是“VP不VP”式省略否定部分“VP”产生的，依据我们的语言事实，应该是“VP不”分化出“VP不VP”。完成貌词尾“了”的来源，我们通常觉得它的前身是“已”、“竟”、“讫”、“毕”。根据我们从译经中的材料分析，一部分来自本土文献的“已”、“竟”、“讫”、“毕”，另一部分来自梵语的“绝对分词”。 通过对姚秦译经语法的讨论，我们体会到影响译经语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了汉语本身的制约以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原典影响 汉译佛经中，被动句的广泛使用，“所V”格式被动句式的出现，是对佛经原典文形式—ya、—ta、—na、—tavya的直接翻译；人称代词复数形式“～曹"、“～等”等大量产生，是对原典文形式“—aham”、“—avam”、“—vayam”的直接翻译，等等。所以，我们在研究汉译佛经语法时必须以了解印度原典语言为前提。 (二)方言成分的渗透 汉译佛经的译者大都是西域和印度的僧侣，他们在翻译原典文为汉文的过程中，有的是直译，有的是意译，译者的主观因素对译文起了很大的作用，使译经中产生了具有译者方言的语言成分。可见译者的出身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三)佛教文化的影响 佛教文化的形成对当对的语一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著”在唐五代作为动态助词出现之前，它首先在佛经中大量使用，表示佛教教义上的“执著”不舍，它在译经中普遍使用，对以后表示持续态动态助词奠定了基础。 (四)“四字格”文体的影响 因汉语和译经原典文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佛经“四字格”文体，对译经的语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文言语气词减少，结构助词发展缓慢等等，与佛经讲求格律，四字一顿的语言风貌是分不开的。 上面所谈到的四个方面，对汉译佛经的语法有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