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是冷战史和战后美国外交史上的重要人物,也是美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国务卿之一。学者们对他的研究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但涉及杜勒斯对华外交思想的专门研究并不多。这篇论文试图研究杜勒斯在1953—1959年这一中美关系的动乱年代中如何考虑美国的对华政策以及他在美国实行对华政策中所起的作用,通过考察美国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相互影响,以及考察该时期美国与中国间的相互作用,论文试图证明,杜勒斯是美国外交政策制定中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紧张关系的象征。文章既分析杜勒斯世界观背后理想主义的推动力,也注意到他在处理美国与中国关系时的现实主义的一面。本文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杜勒斯的基本外交思想及其思想渊源。杜勒斯的基本外交思想主要体现在他长期对战争与和平问题进行思考所形成的和平哲学及其和平变革说上。其基本外交思想是在他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主要影响来自家庭的宗教传统与他的宗教信仰、美国传统精神、大学的哲学与法律学的教育。第二部分主要阐述了杜勒斯对中国地位的认识。杜勒斯认为中国在亚洲有着巨大的影响,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杜勒斯很担心共产主义势力会蔓延整个东南亚,影响到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中国在共产主义世界中的地位也是杜勒斯重点考虑的内容,最初杜勒斯将中国看作是苏联的附庸,将北京政权看作是一个傀儡政权。但随着中国加入印度支那战争,以及第一次台海危机的爆发,杜勒斯开始改变了这一看法,认为中国要比苏联更加危险。此外,杜勒斯非常肯定的一点是,中苏之间必然会分裂,美国应该对中国施压促进这一分裂。第三部分介绍了杜勒斯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考虑。杜勒斯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考虑是受他和平变革的基本外交思想指导的。杜勒斯认为5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是一个“变”字,美国应该采取压力政策促进中国的“变革”。第四部分介绍了杜勒斯对华外交思想的具体实践。中美关系与美国的台湾政策是紧密相连的。在杜勒斯担任国务卿期间,爆发了两次台海危机。本文通过分析杜勒斯对两次台海危机的处理,证明杜勒斯的对华外交思想具有内在的、深刻的矛盾。一方面,杜勒斯认为,美国决不能与中国妥协,对中国的任何让步都会影响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利益;另一方面,杜勒斯又尽力避免与中国进行一场热战。通过对杜勒斯对华外交思想以及他在两次台海危机中所起作用的研究,本文试图证明杜勒斯并不是一位顽固不化和独断专行的国务卿。他确实是全球反共产主义运动的坚定拥护者,他也坚信美国是冷战中“自由世界”的领导者。但当美国在亚洲的利益与中国产生冲突的时候,杜勒斯并没有采取大规模报复政策。他激烈的言辞和夸张的恐吓在实际的政策中都没有能够实现,这点似乎证明,杜勒斯口头上的强硬更多的可能是他留给公众的一种表象,而不是他内心想法的真实反应。这也就是杜勒斯对华外交思想的两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