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不仅是一种跨文化交流,更是一种复杂的实践活动和制度化的社会行为。在此过程中,作为主体的译者,需要处理各种人际关系和文化关系,而伦理作为人类行为的道德尺度必然会引导和制约各种形式的翻译。20世纪80年代安东尼·贝尔曼首次提出“翻译伦理”的概念,在此后的研究热潮中,众多学者针对翻译伦理表达了不同的见解,其中安德鲁·切斯特曼总结的五种翻译伦理模式最具有代表性,他从五个层面(即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规范伦理及承诺伦理)对译文和译者提出了要求,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具体可行的伦理模式,在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作品《檀香刑》是莫言呕心沥血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因其生动再现了中国典型的官场文化和刑罚文化并蕴含浓厚的中国传统乡土文化气息,一经出版便备受追捧。同时,美国汉学家葛浩文翻译的《檀香刑》英译本问世后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虽有不少学者从移植改写、文化翻译理论、动态对等理论等方面对英译本进行探索,但因为国内翻译伦理研究尚未成熟,鲜有学者从翻译伦理角度对其进行探究。因此,本文以切斯特曼翻译伦理观为新视角,运用典型译例分析五种翻译伦理模式在《檀香刑》英译本中的体现,探究葛浩文翻译过程中遵循的翻译伦理模式,采取的翻译方法和策略,从而加深对翻译活动的理解和认识,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研究发现,五种翻译伦理模式贯穿整个译文。再现伦理下译者采取了异化的翻译策略再现了极具民间色彩的“猫腔”文化,保留了源语文化特色;服务伦理、交际伦理和规范伦理下,译者使用了编译、删减、意译和意译加注等翻译方法;承诺伦理下,译者运用了改写的翻译方法。因为五种模式之间存有一定重叠和冲突,葛浩文进行了适当的选择和协调,从而增加了译文的可读性,实现了中西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