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在对外开放战略深入实施的背景之下,中国的对外经济联系也不断取得新的进步,以对外直接投资为主要形式的国际资本流动日益成为这种经济联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改革进程的进一步深入,中国过去所采用的粗放型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成为了我国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发展,而国内经济发展方式与产业结构亟待调整的背景之下,研究中国不同动机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就具有了重大的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在综述国内外学者关于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母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理论角度定性分析了中国不同动机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不同传导机制。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运用WARD系统聚类分析的方法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国划分为四类,以中国对各类投资东道国当年的直接投资流量占比来表示当年的四种对外直接投资动机比例,并构建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母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不同动机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不同的结论。具体而言：效率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影响较小,战略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影响存在滞后性,且在长期中影响最为显著,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影响未得到有效发挥。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的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认为我国政府应该通过引导夕阳产业的转移,促进解决产能过剩与供需错配；通过鼓励国内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以提升技术吸收和自主创新能力；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并着力构建合理的资源配置机制,以有效发挥不同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