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耕地面积广阔,跨越多个季节带,适合多种农作物、经济作物的种植与培育,一直以来都是农业生产大国。“三农”问题事关我国社会稳定与发展,农民问题更是其中的核心与关键。只有解决好三农问题,解决好农民增收问题,才能更好解决农民民生问题。财产性收入作为农民收入来源的四大组成部分之一,虽然其占比相对较小,但是近年来其增长速度较快,与农民变动结构趋势相同,也为农民增收带来了一定贡献。同时,我国现在是以工资性收入为主的收入结构,其增收的动力和持续性不强,必须要多元化提升农民收入,优化农民收入结构,让百姓分享发展红利。此外,党的十七大也提出,要多渠道提升农民财产性收入。因此,要解决好三农问题,就必须要解决好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问题。我国金融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也在逐年提高。许多学者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对农民财产性收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也有学者认为金融会抑制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长。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的研究,究竟是金融促进论还是金融抑制论,尚未有明确的定夺。因此,为了弥补相关理论的空白,为了更深入探究这一问题,本文选取2000年—2018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从金融发展规模出发,探究金融发展水平与农民财产性收入之间的相关关系。理论分析认为,金融发展作为涌入农村的资本会推动农民财产性收入增加。但考虑到我国地域辽阔,东西部金融发展水平和农民财产性收入水平都不相同,这可能会对实证结果产生影响。为了进一步探究由此带来的地区间的差异,本文将31个省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地区。最终实证研究发现,在全国和东中部地区,金融发展规模对农民财产性收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只有在西部地区是不显著的。这主要是因为西部农村的金融发展状况相对较弱,金融结构也比较单一,农民对金融市场接触不深,其储蓄并未及时转化为贷款,未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从控制变量来看,各个控制变量对于不同地区显著性也存在着些许差异。根据实证结果分析,本文提出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建议:第一,要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增加多元化金融机构进驻农村,提升金融服务水平;第二,要增加金融就业人员人数,培养专业金融技术人才,降低金融服务门槛,让更多人享受到金融服务,提升金融服务质量;第三,完善农村教育教学发展,开设相关金融类与经济类的讲座,提升农民对金融知识的了解,增长见识,增强农民对资本市场的认识,提升他们对风险与收益的把握能力与投资水平;第四,创新金融服务产品,根据农民特性设计理财产品,满足农民对金融资产的需求;最后,加强金融监管,保障农民合法权益,尤其是对于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让农民在安全、干净的投资环境中,选择合适的理财产品、投资产品,为农民增收做好保障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