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罗(1990)构建了一个将政府支出纳入生产函数的模型,并假设政府的公共支出和私人投资结合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的性质,于是在这个由政府支出拉动经济增长的内生模型中,探讨了在长期预算平衡的政府的相关财政政策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然而在现实经济的运行中,政府却常常综合运用税收,增发货币和发行债券的手段为公共支出融资,于是本文对于巴罗的模型稍加改动,在一个拥有与之类似的生产函数,将持有货币余额加入消费者效用函数的货币经济中,同时考虑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于长期经济增长率的影响。首先,我们建立了一个使用货币创造为公共支出融资的内生增长模型,在这个模型中,货币增长率的提高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从而货币超中性的结论不再成立。但是经济增长率仍然存在一个内生的上限,并且随着货币增长率的提高,经济增长率会无限接近这个经济增长的上限。这个经济增长的上限被称为潜在经济增长率,在给定融资方式的情况下,它是由经济中的技术参数,跨时间偏好参数以及对于持有货币的偏好参数决定的。然而如果政府一味追求更高的经济增长率,经济中将会出现很高的通货膨胀率。随后,我们建立了一个包括收税和直接发行货币这两种融资方式的模型,在这个更加一般化的模型中,货币融资的模型依然成立,只是此时多元化的融资方式使得经济可以达到更高的潜在增长率。同时和巴罗模型相比,政府的在维持财政支出比例不变的前提下,在调低税率的同时增加货币的发行速率,从而达到最优的经济增长率。最后我们将政府发行债券的融资方式考虑进来,发现在分散经济下,如果消费者纯粹通过消费获得效用,则对于追求经济增长率的政府而言,发行债券的是比扭曲性税收更优的融资手段,能够使得经济体达到更大的潜在经济增长率。然而如果消费者更加倾向于持有货币余额获得效用,征收扭曲性税收将是更优的融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