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国内环境形势的日益严峻,生态文明建设成为政府在经济发展中高度重视的内容。为实现环境友好型的发展,我国从2007年开始逐步推出绿色信贷政策,力图借助市场激励手段调配金融资源。在整体环境政策趋严的背景下,政府于2015年颁布了新《环境保护法》。不同于金融领域的信贷政策,新法作为一种命令控制型的环境规制手段,强调直接干预污染企业的投资活动。同时,法规指明了当地政府应承担治理污染与企业绿色转型的职责,并影响了金融机构对污染企业的融资决策,故新法的作用效果更加综合。本文一方面分析新《环保法》颁布对污染企业投资的整体影响,另一方面,从融资主体和政府的视角出发,剥离出融资约束和政府补贴产生的中介效应,考察整体效应下可能存在的中介途径。此外,研究引入了在以往环境政策效果分析中未曾讨论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变量,探讨公布独立的社会责任报告对缓解环境政策负面影响的作用。在了解新法的效果和作用途径后,政府能更好地制定下一步的环境政策,规避不利影响。同时,公布报告的有益作用也能对倡导污染企业积极披露社会责任信息补充实证证据。本文以污染企业投资为中心,具体使用投资水平、投资效率以及研发投资三个指标衡量污染企业生产与研发上的投资,考察新法颁布对投资行为三个指标整体上影响的方向和力度。在整体效应的基础上,本文也通过设置债务规模、债务期限结构作为融资约束中介变量,分析新法引导市场资金配置对污染企业投资行为产生的中介效应;并通过设置政府补贴作为政府行为的中介变量,研究新法是否通过刺激政府补贴的方式促进污染企业研发投资的增加。在上述研究的方程中,本文纳入企业是否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虚拟变量,分析污染企业相关信息的披露是否能对新法产生的投资约束起到缓解的作用。结合新《环保法》的具体内容,本文认为（1）新法通过严格的审核机制和严厉的行政处罚,使污染企业投资水平下降。（2）在国内投资不足污染企业更为普遍的情况下,新法实施整体表现为通过扩大投资不足加重非效率投资。（3）新《环保法》对创新的影响更符合“遵守成本”。政策高压线促使相关企业倾向于支付额外的治理费用,导致研发投资被挤出。（4）新法政策影响了污染企业的盈利与还款能力,使得银行减少放款规模,降低贷款期限。污染企业的投资活动也因此受到抑制。（5）新法规定了当地政府的治理责任,这使得政府有动力提高补贴水平,同时补贴资金也有助于污染企业增加研发投资。（6）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污染企业受政策的投资约束更小,投资效率更高。实证方面,本文以2008至2019年的上市污染企业为样本,运用DID模型研究具有外生性的新《环保法》颁布事件对污染企业投资行为产生的影响。根据证监会对重污染行业的判定,本文将样本企业按所处的行业分为污染组和非污染组。整体效应的回归结果显示新《环保法》的实施对污染企业投资行为产生负面效应,具体表现为降低了投资水平;以加剧投资不足的问题扩大非效率投资;并对研发投资产生了挤出。进一步依据中介效应的两步回归检验方法,分析了融资约束变量、政府补贴作为中介变量的显著性,发现中介效应显著。其中投资效率方面,投资不足企业在融资约束中主要受到债务规模的影响。稳健性检验部分,一方面采取了虚拟实施政策的安慰剂检验方法,分别在2011年和2018年设置安慰剂政策。另一方面考虑到部分指标衡量方法较多,以更换定义方式检验结论的稳健性,结果同样支持先前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