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择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作为研究区域,以1840年鸦片战争后开始的基督教在华传播高峰作为研究的历史背景,重点考察西南信教少数民族文化“基督化”后对其法律文化的影响。本研究将宗教信仰视为文化的最深层部分看待,就基督教对西南信教少数民族的法律心理、权利意识、习惯法规范、纠纷解决机制等产生的影响进行宗教社会学和法学解读。基督教对西南少数民族法律文化的影响是按照“信仰皈依——文化‘基督化’——法律文化变化”的顺序次第进行的。从发生意义上来看,西南少数民族大规模信仰基督教必须具备四个条件：(1)传教士们将“福音传到万邦”的宗教使命；(2)极度贫苦的生活境遇；(3)国家权力影响微弱；(4)传统文化解释力度不足。基督教影响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策略与方法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外部影响,即“自下而上”的行动策略,具体表现为传教士根据当时中国国情采取的文字、教育、医疗、慈善传教的方法；二是内化影响,即文化“嫁接”的影响方式,具体表现为以基督教传说、神明替换少数民族文化中的相应内容。但是这种内外结合的文化影响受到藏族的宗教势力和彝族的家支组织的抵制。基督教对西南信教少数民族法律文化的影响是“由里及表”地展现出来的,沿着“法律心理——法律权利观念——习惯法规范——纠纷解决机制”的线路层层展开。前两层属于法律文化的深层结构,即法律文化的观念意识层面；后两层属于法律文化的表层结构,即与观念意识相适应的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法律组织层而。基督教对西南信教少数民族法律心理的影响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激发个体意识觉醒。基督教从“受造”、“原罪”、“救赎”三个概念形成对个人的基本认识,产生破除鬼神迷信和突破社会限制的思想力量。二是推动国家观念的形成。西南信教少数民族原本国家意识淡漠,基督教“两城论”不仅划分了世俗政权与信仰团体的界限,而且赋予国家政权以神圣性。三是基督教导致法律观念的转捩。西南信教少数民族从基督教“律法书”与“圣约”观念中形成对法律的基本认识。西方传教士们从基督教义的要求出发,采取带领群众坚决与封建领主的残酷压迫与剥削斗争、施医布药、开设福利机构、反对自杀、购置土地并出佃给教民、创制文字等行为,切实维护了西南少数民族的生命权、财产权、平等权、良心自由和文化权利。通过传教士们多年的行为引领和观念倡导,西南信教少数民族逐渐实现了从“被救’到“自救”的转变,开始认真对待自己的权利。基督教对西南信教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影响,以基督教“十诫”和本土化“十诫”为总纲,分别对宗教礼仪、婚姻家庭、政治制度的习惯法进行了重构,以戒律形式禁止饮酒和吸食鸦片,并对公共卫生做出规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教民与非教民的新“群界”,引发了社会的新矛盾；在革除社会落后习俗的同时,也对西南少数民族优秀文化造成伤害。基督教对信教少数民族纠纷解决的影响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民间纠纷解决层面。在西南信教少数民族群体内,传统的纠纷解决机制逐渐被教会主导的机制所取代,在这个过程中教规与习惯法在程序、权威、受案范围等方面发生调适。二是国家诉讼层面。随着“保教条款’的拓展,教会在国家诉讼中处于特殊的地位。在信教群体内,则形成教会权威与国家司法权威的二元张力,并最终影响西南信教少数民族诉讼观念与诉讼选择的转变。由于我国西南信教少数民族数量较多且文化、历史背景复杂,本研究未能涵盖所有西南信教少数民族法律文化的考察,难免挂一漏万。因此,本文尽可能选取较有代表性的地区和民族,并尽量提供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解释。当然,全面考察西南信教少数民族的工作绝非容易完成的,囿于时间、精力的有限,笔者不得不留下这一缺陷,期待能够在以后的研究中逐渐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