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尊臣卑”是对古代皇权社会下君臣关系的一般印象和认识。随着皇帝制度的确立，君尊臣卑无疑成为君臣关系的主要面向，但绝对化地强调尊卑关系是对历史的简单化理解，忽视了臣下自主性的一面，也不符合汉代的历史实际。从汉代的史实来看，君臣关系中不乏君主对大臣礼敬的一面，本文以君主对大臣的若干敬礼为研究课题，将礼置于古代固有的文化脉络中来理解，希望以此全面认识汉代君臣关系的面貌。　　本文的第一章是对有关“礼”论与君臣观念的溯源。礼，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符号，汉儒之所以重视礼，在理论根源上可上溯之于先秦。礼的名分内涵是本文分析的框架基础，文章首先对这一内涵的演进进行了梳理。礼最初当与宗教祭祀活动相关，西周以来，历史的行为者不断赋予“礼”以新的内涵，使其具有了名分观念的涵义。在春秋战国礼崩乐坏，重建社会秩序的历史进程中，礼的名分内涵被进一步的阐释，成为了政治秩序的保障。在这一进程中，以复兴礼乐文化为己任的儒家学者无疑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礼的名分秩序内涵经由孔门及其后学的阐发，由荀子最终集其大成，完成了政治秩序的建构。而这种名分秩序在本原上源于天地自然之道，从而，礼的施行在形而上的层面有了哲学的依据。礼经由儒者的阐发，成为了一种政治秩序的总规范，构成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价值观念，对后代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君臣观念而言，先秦儒家虽以君为主导，但君臣关系并非绝对对立的，儒家认可的原则是君君、臣臣，君臣各守其分，在君臣关系中臣下也有自主性的一面。这些论述对汉儒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第二章考察了君尊臣卑下的汉儒君臣观念与自主意识。秦始皇确立皇帝制度，及其相应的名号、称谓、服制等，无不彰显出皇帝之威仪与尊崇地位，君尊臣卑遂成为君臣关系的主要层面。但在皇权制度下的君臣关系建构中，臣无疑也有其自主性的一面。随着儒学的复兴与儒家士大夫政治影响力的增强，士人的主体意识与自觉诉求日益凸显，汉儒依据经典与儒家传统的君臣观念来建构着新型的君臣关系。传统礼制中的“敬意”被发掘与发挥，先秦儒家的君臣观念亦成为他们论述的理论源泉，从贾谊到贾山，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到东汉的《白虎通》，以及大量士人的论述中，不难看到汉儒的这种自尊意识与诉求。本章还考察了秦汉以来儒生的制礼活动，在这一过程中，儒生群体由礼制活动的边缘转为中心，由引用经典权威改革秩序转变为制定王朝的礼典规范，由此，不难看出儒生政治影响力与自主意识的日益增强。　　第三章和第四章从仪节和规范礼义的角度考察了汉代君主对大臣的礼敬。从仪节的层面看，君主对大臣施礼的情况已较先秦为少，主要集中在百官之首——宰相的礼遇上，君主对宰相犹有起立与下车为敬之礼仪。同时，君臣之间的身份差异尚不甚悬殊，如君臣有“坐而议事”之制，君主对大臣称谓也多用敬称，自称用谦称等，体现出君臣上下情意相通之一面。而君主遵循的若干规范则体现出敬下之义。如君主聘士以礼，退之以礼，尊重师道，对有罪大臣行赐死之法，君臣宴饮不失和宁的气氛，等等。这些礼制规范都体现出敬下的礼义，并以此建构君臣之间的秩序。这些仪则规范虽不完全合于经典，却都能在经典中找到依据。君主对大臣的礼敬与汉代儒家士大夫力量的崛起紧密相关，自西汉宣、元以降，直至东汉前期，儒家士人大量进入官僚体系，政治影响力日益增强，推动着礼制的改革与古礼的复兴，这这种背景下，君主多能敦行礼制。　　第五章从宋、明清学者的相关评论来认识汉代的君臣关系。宋明以降，君臣关系日趋森严，于君主对大臣的敬礼而言，一些汉代犹存的礼数渐趋消失，尤其是明清时期，君臣关系中显出较浓厚的主奴色彩。宋明以后的学者论及汉代君臣关系，一方面是刻薄的，君臣之势是悬绝的，一方面又是不乏礼敬之义，通上下之情的，这些论述反映出士人的现实关照与心理冀望。表面看来，如此不同的认识之间存在矛盾，但实则是符合汉代的历史实际的，学者们都看到了部分的客观事实:皇帝制度下，汉代的君臣关系既有君尊臣卑的一面，又不乏君主对大臣礼敬的一面。也正因为如此，不同的论述者总能从汉代的史实中找到若干符合自己结论的依据，但这种结论的获致是基于不完全的归纳方法，应当引起人们的注意。　　最后，文章对汉代的君臣之礼与君臣关系进行了若干思考与总结。首先，作者对“专制”或“家国同构”的理论分析框架进行了反思，认为在这种分析框架下，对君臣关系的描述往往过于简单刻板化，并且带有主观性的意识。在研究方法上，研究者也往往采用不完全的归纳方法，以若干的事例来得出一般性、总结性的结论，或是以局部的历史特征代替整个中国古代的历史特征，简单化的将君臣关系理解为“君尊臣卑”、“父家长”式的、甚至是“主奴”的关系，这是不全面客观的，也不符合汉代的历史实际。其次，作者对君主礼敬大臣的原因做了探析，分别从“施报”、“利君”的角度来加以理解，最后落脚于礼的名分观念上，认为从根本上来说，君主施行这些礼是出于自身的名分。礼并不可以视作君主维护统治的工具，而是对君主有着相当的约束力。最后，作者对君臣关系中礼与法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在君臣关系的建构中，儒家士大夫利用经典与思想传统来表达其自主性，君主也以法为工具来表达和实现其意志，礼与法常表现出冲突的一面，而君臣关系正是在礼与法作用下的双重变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