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行为人在犯罪之后,又主动补救受损法益的罪后补救行为,刑法规范设定了减轻和免除处罚两种法律效果。而免除处罚是否意味着出罪,学界存在否定论和肯定论两派不同的观点,前者包括罪后态度说和特殊终止说,后者包括法益可恢复性犯罪说及相似学说、犯罪后正行为模式说、犯罪合作模式说。否定论旨在最大限度地维持传统,罪后态度说与酌定量刑情节的定位相匹配,特殊中止说与犯罪中止形态相融合,但二者均没能跳出定罪免刑的藩篱,存在解构罪刑关系的风险。肯定论者则是在不遗余力地创新,法益可恢复性犯罪说及其相似学说创造性的提出了可逆性法益的概念,犯罪后正行为模式说和犯罪合作模式说则运用了功能主义刑法观的理论成果,三者创新有余但对现有体系的考虑不足,无法成为指导罪后补救行为出罪的有利学说。唯有转换思维方式,采用逆向的以刑制罪逻辑,才有可能为罪后补救行为出罪找到康庄大道。按照该逻辑,免除刑罚意味着刑罚有效性已经被立法者所否定,此时也就没有以认定犯罪的方式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必要。这种需罚性与应罚性并重的体系性解读,在国外的目的理性体系中也能找到,该体系同时也为解释免刑免罪提供了犯罪论支撑。需要注意的是,罪后补救行为无限制出罪会造成刑法威慑力的失效,这就要求罪后补救行为出罪必须在罪后补救行本身的限制、前行为触犯罪名的限制、出罪模式的限制下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