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文明开化程度不同,中国古代自先秦以来便将居住在华夏民族周边的民族分别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和北狄。其中,“南蛮”主要是泛称居住在长江以南的各个民族。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随着民族融合趋势的推进,先秦的华夏族及后来的汉族与南方的“蛮族”逐渐在政治、经济及文化交流中趋于融合,部分“蛮族”的生产方式、价值认同、文化生活在与汉族的频繁交流中逐渐趋同,且在中原王朝的政治文化视野中获得等同华夏的地位认同,成为华夏民族和中原王朝的一部分。因此,“蛮”是一个历史性概念,其存在的地域范围也处于历史性变化之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并不相同。整体来说,“蛮”的具体分布范围在中原王朝文明开化的主动努力和“蛮”自身的自主归化中不断缩小。春秋时期,晋文侯始设行政机构管辖“蛮”地。秦并天下,威服蛮夷,设桂林、南海、象郡开拓岭南,逐步加强对“蛮”的统治。战国以至秦汉,历朝历代对长江以南“蛮疆”的控制持续加强,然长江流域之江左和江右诸地经济开发水平依然不高,“蛮”的分布范围仍然非常广大。魏晋以来,江南一带开发因中原动荡和汉人南迁明显加速,开启了我国古代经济文化重心自北向南转移的发展进程。宋廷南迁后,江南一带作为中国经济重心和文化堂奥的地位得到确立。长江以南广大地区社会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如向属“蛮”地的福建在宋代因文化学术昌盛而有“海滨邹鲁”之称。在此背景下,“蛮”在江南的分布范围迅速萎缩,而到明清时期,“蛮”的具体分布范围则主要局限在云南、广西等西南省份除腹里①以外的边疆和偏远地区。“蛮”在文化形态、价值观念和发展水平上与中原王朝存在区别,且属中央王朝的统辖范围,但历朝历代对“蛮”的统治多属羁縻安抚,故对“蛮”的统治与防范一直共同存在,“蛮防”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不容规避的客观现象。在清王朝的天下观念中,“蛮”既指王朝版图以内的西南各少数民族,也包括传统习惯线以外的缅甸、越南等藩属国。因而,“蛮防”既包括对境内之“蛮”的设防,也包括对境外藩属之“蛮”的设防,主要包括内防和边防两个层面。其中,清代“蛮防”之边防主要是指中越边防和中缅边防。在内防层面上,为控制“蛮疆”,汉唐以至明代分别实行过边郡制度、羁縻州制度和卫所制度,对“蛮”的控制虽持续加强,可一直未超脱羁縻安抚的政策窠臼。清初,清政府继承了明代的卫所制度,致力于恢复“蛮疆”经济,使滇桂两省之腹里范围显著扩大。为加强“蛮疆”控制,清政府不仅在滇桂驻防大量绿营,而且将内地的基层行政体制和控制模式在“蛮疆”推广开来。平定“三番之乱”后,清政府在“蛮疆”的统治秩序逐渐稳定。雍正初年,雍正皇帝支持云贵总督鄂尔泰在“蛮疆”大规模推进“改土归流”,以流官之设、绿营布防和汛塘体系将清政府在“蛮疆”的统治推进到腹里以外的边疆偏远地区。与明代的卫所制度相比,清代在“蛮疆”设置的汛塘数量相对较少,分布范围却更为广泛,对“蛮疆”偏远地区的控制也更为有效。“改土归流”将清政府对“蛮疆”的控制推进到新的历史高度,在“蛮防”建设、“蛮疆”控制和“蛮疆”开发上构建起相对稳定的良性互动机制。过去内地民人绝敢擅入的“蛮疆”腹地成为长江中下游诸省流民移民垦殖、开矿设厂的沃土,“蛮疆”腹里之外在内地移民经营下得到开发,一些地方在经济发展水平和文明开化程度上甚至等同腹里,齐同内地。1840年以后,清政府在西方列强冲击下开始面对内忧外患的双重危机,对“蛮疆”的控制能力大为减弱。与此同时,英法等国为开拓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相继将“蛮疆”纳入侵略视野。英国依托印度侵占缅甸后,希望经由云南联通长江流域。法国侵占越南后,在企图经红河沟通云南的同时,还积极要求修建自越南到云南或广西的铁路。在此背景下,英法两国对“蛮疆”的渗透和侵略逐步加强。1840年以前在“改土归流”后形成的“蛮防”建设、“蛮疆”控制和“蛮疆”开发的良性互动机制逐渐在“蛮疆”地缘安全危机和清政府的控制颓势中趋向失灵。受此影响,“蛮疆”内防危机频发。咸丰六年(1856年),云南“蛮疆”爆发了杜文秀等领导的各族人民大起义。此时,云南绿营经乾嘉年间裁减,数量大为减少,且战斗力低下。杜文秀起义的熊熊烈火虽被清政府扑灭,却使其对云南“蛮疆”的控制能力大为消弱。与此同时,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所裁广东兵勇大量流入广西。加之,广西天灾不断,民生萧条,匪患频发。咸丰皇帝甫登基,广西各地多如牛毛的会匪、土匪及流匪便引起了清政府最高层的重视。在对广西各地匪患围追堵截近一年后,洪秀全领导的拜上帝会逐渐发展壮大,遁出广西成长为强烈撼动清政府统治乃至与之分庭抗礼的农民政权。直到清朝灭亡,广西匪患未得肃清。尤其是在中法战争后,清政府在练勇及后来的新军建设中大量裁减兵勇,因安置不当,导致大量被裁兵勇流落各地,就地为匪,成为“蛮疆”内防安全的重要隐患。相比1840年后“蛮疆”日益恶化的地缘安全局势及由此带来的外防危机,“蛮疆”内防危机虽较此前严重,却非关乎清政府生死存亡的肘腋之患。1840年后,清政府“蛮防”安全面对的威胁主要来自英法两国对越南、缅甸等邻国的侵略及由此带来的边防危机。在边防层面上,1840年前,清政府依靠宗藩体制将越南、缅甸等邻国纳入“以藩为屏”的边防体系。在宗藩关系下,清朝作为“天朝上国”,本着“以大事小”的原则,可应藩属国请求出兵帮其平定叛乱,而越南、缅甸等属国则本着“以小字大”的原则,定期向清朝朝贡,请求册封。一般情况下,清朝不干涉越南、缅甸内部事务,双边边界纠纷也能在宗藩体制内得以妥善化解。即便如此,中越、中缅之间依然存在一条相对明晰的传统习惯线。清政府在传统习惯线内侧依托有利地形构建了一条由边关、边卡、边隘和边峒等防御要塞构成的军事边防线。在宗藩体制下,中越边防和中缅边防的主要任务并非防御对方军事入侵,而是更加侧重查禁私越等边境管理事务。1840年后,随着英、法等西方势力开始介入越南、缅甸等邻国。中越、中缅边防的地缘安全局势、边防对象和边防任务都发生明显变化。中法战争后,越南沦为法国保护。随后,英国宣布吞并上缅甸。中越、中缅宗藩关系事实终结,清王朝依托宗藩体制构建的“以藩为屏”的边防体系在“蛮疆”方向彻底瓦解。随着中越、中缅勘界工作的进行,清政府不得不面对以强为邻的地缘安全现实。为此,1885年前后,清政府依靠云贵总督岑毓英和广西提督苏元春等封疆大吏开始在“蛮疆”推进绿营裁整,编练练勇及新军,购置新式枪械,修整边防炮台,开办军事学校,以近代边防建设增强“蛮疆”边防。另外,清末,清政府还在“蛮疆”大力推进边疆新政,通过移民实边、兴办近代工业、振兴商业、举办近代教育、筹建铁路、完善电报通讯网络,将“蛮疆”的开发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可以说,“蛮防”安全应当构建在蛮防建设、蛮疆控制和“蛮疆”开发良性互动的基础之上。1840年后,清政府在“改土归流”中构建的蛮防安全机制在内忧外困的国家颓势及由此带来的地缘安全危机中出现问题后,又在1885年后的蛮防建设、蛮疆新政和蛮疆开发中在近代化的轨道上进入到一个艰难的重建和调适过程中,对“蛮防”安全和“蛮疆”稳定产生了重大历史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