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创新监管方式、防范和化解重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目标，体现了党和政府致力于深化监管体制改革的决心。为此，沪深交易所建立了以信息披露为中心的监管问询函机制，探索事中、事后监管方式，发挥资本市场一线监管职能，不断提升监管法制化水平。问询函作为一种创新监管方式，近年来越来越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它的主要目标是引导上市公司合法经营，减少财务舞弊行为。已有文献从信息披露、审计师行为、审计风险、溢出效应等视角对年报问询函监管的有效性进行了深入研究，但鲜有文献从盈余管理视角探究年报问询函的监管效果，尤其是在盈余管理手段层出不穷的现代企业中，内部控制与问询函作为企业内、外部重要的治理机制能否共同发挥对公司的治理作用还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
　　本文以收到年报问询函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手工收集2014-2018年上市公司收到的年报问询函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交易所年报问询函对上市公司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的治理效应，并探究内部控制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发现：(1)交易所年报问询函能够抑制应计盈余管理，但促进了上市公司更多地选择真实盈余管理，这表明在监管政策趋严的背景下，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方式逐渐从应计盈余管理转向更为隐蔽的真实盈余管理；(2)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削弱了年报问询函与应计盈余管理的负相关关系，但无法调节年报问询函与真实盈余管理的正相关关系；(3)相较于国有企业，问询函对非国有企业监管效果更显著。同时，问询函文本细分特征、收入问题数量会显著降低盈余管理水平。为此，监管层应当完善问询函体制机制建设，与处罚措施相结合，提升监管效率。
　　本文基于转轨制经济背景，探究交易所创新监管方式，研究年报问询函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治理效应，进而检验证券交易所一线监管的有效性，丰富了我国非处罚性监管相关文献，拓展了问询函监管效果研究。同时，有助于构建中国新兴资本市场信息披露制度和保护投资者利益，为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提供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