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少数民族村寨的民间信仰作为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引导其成为边疆治理、民族治理、基层治理的可用资源,以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益支撑,成为摆在现代国家治理面前的一大考验。既有文献大致从政教关系、国家-社会、价值认同三个维度,对信仰如何影响国家进行阐述,缺乏历时性的特殊个案研究,且对国家整合社会的重视不足。事实上,中国具有强国家传统,民间信仰与政权紧密结合,这便要求从国家的角度来理解信仰。因此,本文将引入国家化视角,采用个案分析的方法,以中缅边境的景颇族村寨为例,阐释其信仰变迁与国家建构的互动过程,力图揭示国家基于边疆少数民族社会的三种特质,即制度形态的原初型、战略位置的边陲型、文化差别的异质型特质,如何通过信仰媒介实现村寨整合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体包括三个阶段:在原始信仰形成阶段,王朝权力和氏族权力扩张致使景颇先民南迁至“化外”之地,在对抗自然和进行社会交往的过程中,形成一套关于“纳”的生活解释学,建构出现实中等级分工的自发秩序,传统国家因地形阻隔和不被需要而被排除在外,故采取因俗而治的因应性建构治理方式,以维护原始信仰之下的原初秩序。在外来宗教冲击阶段,民主改革后寨民卷入到国家的统一建设进程,受到国内政治局势动荡和私有制发展等影响,原始鬼神信仰逐渐衰落,部分原始信众因生活困苦而转信基督,且人数呈增长趋势,尤其在八十年代基督信众骤增,对边疆治理造成了不利影响,国家为应对外来冲击,采取信仰本土化的回应性建构治理方式,着力培育寨民的国家和边民意识,以实现戍边安境的目的。在精神生活重塑阶段,灾后重建国家权力集中进入,民生工程的开展提升了寨民的国家认同,但面对国家嵌入主流价值观等认同建构行为,寨中不同信众表现较大的态度差异,揭示出少数民族信仰的功能转向和价值冲突问题,经由少数民族精英的主动诠释宣传,民间信仰的文化再生产和治理功能日益突出,国家为化解地方信仰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地方不同信仰文化之间的价值冲突,采取适应性建构的治理方式,通过共同体缔造有效推动少数民族信仰文化的新发展,实现了异质文化的有机整合和村寨治理有效。总的来说,“信仰国家化”揭示了国家如何通过信仰这一媒介,通过因应性、回应性、适应性三种建构方式,逐步整合边疆少数民族社会,推动少数民族信仰文化的适应性发展,进而建构少数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背后反映的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逻辑,即国家通过对少数民族民间信仰文化发展的建构与引导,使之成为现代国家治理的有益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