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下半年以来,我国股市进入新一轮上升趋势,.上证综指曾一路攀升到五千多点,但实体经济并未如股市一样繁荣,部分行业可以用萧条来形容。虚拟经济先于实体经济的繁荣是否能够带动实体经济的发展,成为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使用2006-2014年九年间沪深两市A股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FE)和混合普通最小二乘法(POLS)对投资者情绪与不同融资约束下公司的投资行为和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投资者情绪与公司的投资行为正相关,投资者情绪越高涨公司的投资越多。(2)有融资约束和无融资约束的公司,其投资行为对投资者情绪的敏感性没有显著的区别,两者都具有正效应,且数值相差不大。(3)有融资约束的公司,其货币资金持有量对投资者情绪的敏感性显著大于没有融资约束的公司,即投资者情绪高涨时,有融资约束的公司会出于预防性动机大量增加货币资金的持有,以备未来投资的需要。(4)融资约束程度高的公司往往投资不足,虽然投资者情绪高涨时公司会增加投资,但增加幅度并不足以改善其投资效率；没有融资约束的公司则倾向于过度投资,且投资者情绪的高涨会“恶化”这种投资过度。本文的结论表明,投资者情绪的高涨能增加企业的投资,但并不能改善企业的投资效率。因此仅靠刺激虚拟经济的繁荣不能解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部分行业投资不足的问题。资源配置不均的现状单纯依赖市场机制不能解决,还需要加强政府对市场的调节作用,通过相关政策的引导和支持,抑制产能过剩行业的盲目投资,引导资金流向新兴行业。本文的主要创新点是立足于融资约束的视角研究投资者情绪与公司投资行为和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前人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投资者情绪对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渠道和影响结果上,并未对公司所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进行区分。但对于融资约束程度不同的公司,其本身的投资行为和投资效率存在差异,投资者情绪对两者的影响也会有所不同。因此本文将公司分为有融资约束和没有融资约束的两组进行对比研究,从而得出更加准确的结论。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融资约束公司的投资行为对投资者情绪的敏感性并不显著高于没有融资约束的公司,这与理论假设不符。考虑我国的现实情况,本文认为可能存在增发审批制、信息不对称和管理者保守主义三个原因,制约了融资约束公司投资的大幅度增加。但由于篇幅的问题,.本文并未对上述三个原因进行深入的实证研究,这是本文的不足之处,也是未来可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