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关于过度维权案件的讨论热度只增不减。过度维权行为在消费领域较为常见,多表现为行为人明知产品存在质量问题或严重瑕疵,却大量购买以获得更多的赔偿。深入讨论知假买假行为的定性问题已经成为过去式,司法实践中关于该类行为的认定已经形成了明确的界定标准。随着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人们的权利需求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过度维权行为延伸至医疗、上访、债权等领域,不再局限于消费领域。与此同时,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使现代社会成为一个网络化、信息化、数据化的时代,人们对新兴事物的接受度较高,维权过程中采取的手段与方式变得多样化。流量大、传播速度快且影响更加广泛的“抖音”、“快手”的出现,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曝光”内涵,使维权平台不再拘泥于电视、新闻、微博。现实生活中,甚至有专门从事维权的主播和微信公众号。在上访领域中,政府为了保持与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深入关注民生问题,开设了更多的投诉与维权渠道。相较于传统的电话热线,新型上访方式效率更高、处理速度更快且更加专业。维权方式的拓宽,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存在一些负面的影响。对这些维权方式的过度利用,很容易让人们误解其具有胁迫性质,行为的外观表现上带有敲诈勒索意味。特别是新出现的曝光平台,人们的关注度非常高,影响力也是无法控制的。而我国刑法中关于敲诈勒索罪的规定不够细致,主观、客观方面构成要件的认定存在很多争议,这就导致司法实践中将大量的过度维权行为涵盖在敲诈勒索罪的“威胁、要挟”行为中。这一现实状况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过度维权的含义,这不仅需要对过度维权行为作出更明确的界定,还需要重新设置判定维权行为超过必要限度的标准,只有如此,才能对上述的新型维权行为作出准确定性。可见,对过度维权行为的定性研究具有必要性和现实意义。本文从消费、医疗、上访领域选取了三个典型的案例,提炼出案例中存在的共同争议焦点问题。从维权者的主观目的认定、“曝光”、“上访”与“威胁、要挟”行为的比较、维权行为对象的范围三方面讨论过度维权行为的定性问题。认为刑法规定的敲诈勒索罪旨在惩罚那些无事生非的犯罪行为,过度维权行为在手段上虽然超出了一般的社会容忍限度,但其主观目的、客观行为与敲诈勒索有着本质区别。在司法实务中,提倡对该类行为做出罪处理,即便存在违法情形,也应当秉承刑法的谦抑性,优先适用民法、行政法加以规制。最后,针对过度维权行为的定性与调整规范提出了一些建议与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