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是人们获取生存与生活资料的基本手段，劳动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劳动权保障受到现代法治国家的普遍重视，劳动权为许多国家宪法所确认，是国际人权法中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核心。宪法上的劳动权，主要调整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劳动权利义务关系。以宪法上劳动、劳动权规范为基础，构建“劳动宪法”理论，统领“劳动生活基本秩序”。在此秩序框架中，国家作为一方特殊主体，应秉持“中立原则”，平衡劳动者的劳动权与资方的经营管理权，追求劳动权的一元化保障。劳动宪法的框架秩序是宪法秩序中的一种“动态”价值平衡秩序，应遵循“规范价值导向”和“事实价值导向”的统一。然而，我国宪法上的劳动权规范依然停留于1982年宪法阶段，历经的四次修宪均未将劳动权纳入考量范围，因此，建议对我国宪法劳动权规范方式、体例与内容等方面作出修改，以促成劳动宪法中“规范宪法”意蕴的形成。　　 从宪法规范效力看，劳动权不仅具有主观防御权效力，亦具有客观价值秩序的功能，包括对私法关系的第三人效力，因此，国家与私人均负有保障劳动权的义务。在基本权利体系中，劳动权是一项基础性、本源性权利，关涉到人的生存、发展、人的自我实现以及人性尊严的保障。从劳动权保障的思考层次和逻辑技艺看，基本遵循“规范领域—限制——司法审查”的先后顺利，因此，劳动权的规范领域是劳动权保障的先决条件，劳动权规范领域的“宽”、“窄”决定劳动权保障的密度与程度，具体包括“对人的主观规范领域”和“对事的客观规范领域”。劳动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并非绝对权利，国家可以予以限制。然而，国家限制劳动权须符合形式合法性和实质合法性的要件，接受“法律保留原则”和“比例原则”的检验。而判断国家对劳动权的限制是否构成对劳动权的侵害，应以劳动权的实质性法益为基础，以“阻却违宪事由”为总策略，并在具体个案中辅之以“期待可能性”基准。　　 从宪法“公民权利——国家义务”的结构模式看，国家义务是劳动权的根本保障。国家义务体系包括国家尊重义务、保护义务和给付义务三个层次。尊重义务是劳动权保障的首要义务。保护义务是劳动权的本质内涵，保护义务存在不同的审查基准，在审查“国家如何尽其保护义务”时，应以“过度禁止”作为侵害的界限，以“不足禁止”作为保护的底线;在审查“国家应保护到什么程度”时，应以自由权为上限，以人性尊严为下限。给付义务是劳动权保障的核心，给付义务的基准，包括横向基准的给付义务范围和纵向基准的给付义务程度两个方面。从宪法与法律层面的劳动权保障机制看，在法律层面必须摒弃传统“二元的”、“倾斜的”的理论与制度设计，选择平等的、一元的法律保障机制。在宪法层面，应逐步建立以“司法最低限度主义”为基础的“宪法诉讼”机制、加快以“原旨主义”为方法的宪法解释机制的实际运作、激活中国语境下的违宪审查制度，以切实保障劳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