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非营利机构(NPI)这一术语所包含的内容相当广泛，是指除政府和企业之外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所有组织。从其名称来看，非营利机构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组织，亦即在公众支持下，为实现公益和互益而存在的组织。近年来，非营利部门在中国的教育、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文化卫生、扶贫和社会服务等领域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其地位和作用也倍受全社会的广泛关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非营利部门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开始发挥出广泛和重要的经济、政治与社会职能。然而，“就其能够和应当发挥的作用而言，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还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与国外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相比，与正在兴起和日益完善的市场经济相比，与改革开放中社会变迁所带来的需求相比，中国非政府组织在规模、人才及资源获取、社会影响力等方面都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没有表现出营利性组织那样的蓬勃生机”(文汇读书周报，2006)。显然，这些问题不仅会影响到非营利部门自身的发展进程，而且将进一步影响中国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快速协调发展，正如王建芹(2003，P1)所指出的：“在社会领域，人类的实践一再表明，没有一个健全的社会领域的支持，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都无法有效运行。时至今日，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如果没有社会领域的深刻变革，那么市场化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都将无法获得进一步的发展，甚至可能倒退。也就是说，社会领域的变革已经成为推进中国整体改革事业的关键因素”。另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非营利部门比较项目(Johns Hopkins Comparative Non-Profit Sector Project，CNP)对美、英、法、德等22个国家的研究表明：“除了社会和政治影响外，非营利部门首先是一支重要的经济力量，在就业和国家支出中占有非常重要的比例。即使排除宗教团体，1995年这些国家的非营利部门也达到了1.1万亿美元的产出规模，雇佣了相当于1900万人的全职工作人员；这些国家的非营利支出因而平均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6％，吸纳的就业人数占所有非农产业就业的近5％，占所有服务行业就业的10％，占所有公共部门就业的27％。如果将这些国家的非营利部门比做一个单独的国家，那么在1995年它将成为世界第八经济大国，比巴西、俄罗斯、加拿大和西班牙还要领先”(莱斯特·M。萨拉蒙等，2002，P10～14)。因此，在非营利机构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迫切需要了解这些组织的规模、类型、结构、收入和支出，以及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绩效表现与影响差异；这些组织与政府和企业相比存在着哪些不同，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何种关系才能更好地促进这些组织的发展及功能的发挥，等等。如欲完成这些研究目的，首先必须创建一套完整科学的非营利机构核算体系，以确保相关数据的获取和管理及决策工作的顺利进行。然而，由于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1993)在其创立之初并未预见到非营利机构的这种发展趋势和重要经济地位，因而对非营利机构核算没有给予特别的关注，主要表现在(Helmut K．Anheier and Lester M．Salamon，1998：United Nations，2003)：1．部门设置。国民核算体系(SNA-1993)和欧洲核算体系(ESA-1995)将所有非营利机构分散并入至公司、一般政府、住户和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部门之中，故不存在单列完整的非营利机构部门，使政府统计无法获取综合的非营利机构总体数据。2．分类体系。不论是按经济活动分类的“国际标准产业分类体系”(ISIC)，还是按目的分类的“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目的分类体系”(COPNI)，均无法对非营利活动进行整体详尽的分类。前者对非营利领域分类较粗(如教育、保健与社会工作等)，不利于研究工作的深入进行；后者仅适用于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部门，对该部门以外的非营利活动进行分类显然是不太合适的。3．核算内容。SNA-1993未考虑市场非营利机构生产和提供的非市场产出，并对非营利活动的重要投入——“志愿劳动”也未予以核算。如此不仅导致经济总量的流失，而且无法使非营利部门管理和研究建立在一个科学的平台之上。随着非营利部门的蓬勃发展，这一缺陷正日益凸现。4．信息搜集。在现行国民核算体系下获取非营利机构信息，主要存在以下一些问题：第一，相当部分的非营利机构信息被隐藏在其他部门(如公司和政府)之中；第二，一些重要的总量，如“志愿劳动”和“政府资助”等无法获取；第三，由于非营利机构产出和能力核算使用了大量的实物指标，因而这些指标的数据搜集工作显得相当重要，但现行核算体系对此并未涉及。基于此，本文以现有的研究成果为基础，根据非营利机构核算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现实的需要，对非营利机构核算的理论、方法及应用等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和研究。即系统分析和评价现行非营利机构核算理论与方法之局限性，以所有非营利机构为研究对象，剖析非营利部门综合核算的理论和概念基础，以及卫星账户的结构与数据来源。在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探讨和研究中国非营利机构核算体系的核算对象、变量设置与数据来源等，为中国非营利部门管理和政策制定提供数据支持与决策依据。本文绪论部分首先说明了选题的背景及意义，叙述了国内外非营利机构核算的研究现状，并指出了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最后介绍了本文的内容及框架结构。第一部分(第1章)：非营利机构卫星账户的提出该部分在相关文献(Helmut K．Anheier and Lester M．Salamon，1998；United Nations，2003等)分析的基础上，以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部门(NPISH)为研究起点，分析了SNA-1993、ESA-1995和中国非营利机构核算体系的缺陷与不足；通过“收入来源定义”与“结构．运作定义”的对比，探索了现行非营利机构核算的改进思路和总体核算的必要性，即在政府部门账户的基础上建立中国非营利机构卫星账户，最后对非营利机构卫星账户的进展进行了简略的分析和探讨。第二部分(第2章)：非营利机构核算的概念研究第二部分就有关非营利部门核算的定义及分类问题进行了研究比较。主要包括非营利机构的法律定义、收入来源定义、功能定义和结构-运作定义等的比较分析，以及ISIC、NACE、NTEE与SNA-1993分类方法的评析和ICNPO分类体系的建立。联合国《非营利机构核算手册(2003)》(Handbook on Nonprofit Institutions in the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是惟一获得国际认可的非营利机构核算体系，它建立在一系列研究、测试、案例分析和讨论的基础上，显示了当今非营利部门核算的最高水平。因此，非营利机构核算研究应以该手册为研究重点，第2章对手册的概念部分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评述。第三部分(第3章至第4章)：非营利机构卫星账户的变量设置第3章首先概述了非营利机构卫星账户的变量设置，然后着重分析了这一设置的理论背景，目的在于探求该变量设置所要解决的理论及实践问题，以及基于中国国情的变量设置特点。在此基础上，第3章简略介绍了非营利机构核算的SNA-1993变量，尔后重点探讨了特别针对非营利机构的补充价值变量(即市场非营利机构的非市场产出、志愿劳动的虚拟报酬和政府资助总额)。同时，对市场非营利机构的非市场产出核算方法提出了质疑，并提出了修正意见。第4章侧重研究非营利机构卫星账户的扩展变量，重点探讨非营利机构与众不同的作用和影响，内容包括卫星账户的结构变量、客户变量、产出与能力变量以及绩效和影响变量等。显然，这一扩展有利于我们更加全面准确地描述非营利部门的活动、作用及其脆弱性。第四部分(第5章)：非营利机构卫星账户的表格及实施研究本章围绕着上述变量体系重点研究了非营利机构卫星账户的表格设置，以及卫星账户的编制过程和编制步骤。手册建议：卫星账户的表格体系可区分为三个层次，即“长表”、“短表”和“扩展部分”。在卫星账户的编撰过程中，一般采取三步走的策略：第一步，修改现行SNA-1993的非营利机构定义及分类，使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部门核算转化为非营利部门总体核算；第二步，增补相关信息以反映非营利机构的独特特征；第三步，超越SNA-1993框架以描述非营利部门的结构、客户、能力与产出以及绩效和影响等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扩展分析。第五部分(第6章)：非营利机构卫星账户的数据来源研究第五部分具体探讨了卫星账户的数据来源问题，重点研究在现有调查体系中，如何建立非营利机构统计注册系统以识别非营利机构，以及从现有数据来源中分解出所需的非营利机构信息。本部分还评析了一些国家的非营利机构数据搜集经验以及可能的数据来源，讨论了在非营利机构卫星账户的编制过程中应如何去使用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