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迅猛发展的媒介技术,尤其是社交媒介的飞速发展,为社会运动创造了不曾想象的机遇和发展空间。作为一个典型的网络空间中的共意性社会运动,国内“Me Too”运动行动者借助社交媒体的传播优势,从情感、话语角度完成了运动框架的建构,并产生了一定的动员效果。因此,本研究搜集了2017年10月至2018年10月期间,在国内社交媒体平台以“Me Too”运动为标签的相关事件,并以社会运动框架建构论为理论视角,对国内“Me Too”运动行动者采用的动员策略进行分析。并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对网络舆论、媒体关注度和政策制度的回应三方面作出了分析。本研究从“Me Too”运动框架建构的三个步骤考察了行动者的动员策略。一是运动中的诊断框架,在这个阶段,行动者将社交媒体平台视作动员工具,通过自我曝光和悲情话语建构了受害群体的身份认同,从而引导了公众对“Me Too”运动的认知;二是运动中的促动框架,话语上,行动者们不断转变动员话语,扩大潜在行动者的所属群体;情感上,行动者们以激发公众的“不公感”为主要手段,引发情绪共鸣,力求动员更大范围的公众参与到运动中;三是运动中的预后框架,“Me Too”运动在兴起之初,是以“反性侵”为核心诉求的社会运动,但随着运动的发展,行动者们还从法律层面和社会道德层面提出了要求和设想,期望通过“Me Too”运动能够促成法律制度的完善以及提高公众的性别平等意识。本研究还展示了“Me Too”运动的媒介效果,从网络舆论效果、媒体关注度、政策制度的回应三方面得以体现。网络舆论效果方面,考察了当事人、意见领袖、普通网民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的言论情况,以及这些言论所获得的转发、点赞、评论数量情况,发现网民对“Me Too”运动支持程度较高;媒体关注度方面,从大众媒体的报道时间、报道内容和报道倾向看,大众媒体对“Me Too”运动的关注时间与事件曝光时间一致,且大多数媒体都表示了对运动的支持态度,但整体关注度并不高;政策制度的回应方面,从搜集案例的最终处理结果中反映出,以教育部为代表的监管机构及相关涉事组织表示会重视并完善已有的“反性侵”机制,但在国家法律层面,目前尚未得到回应。本研究通过对“Me Too”运动框架建构过程和媒介效果的考察,发现社交媒体在运动过程中既是动员工具又是媒介资源,帮助行动者完成运动意义的建构,同时又可以带动大众媒体的报道,从而通过不同类型的媒体发挥动员效果促进政策制度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