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先从权力机制基点来剖析我国互联网金融运行中的权力博弈,在简要论证了权力机制产生的政治学基础是政治权力的社会化之后,界定了互联网金融中的权力机制中主要存在三方权力,即资本权力、政治权力和技术权力。互联网金融的权力机制得以运行是基于三方权力主体的交互影响,即资本权力和政治权力的相互介入,政治权力与技术权力的约束对抗,技术权力对资本权力的解构整合,最终实现权力间的彼此制衡。然而,通过对央行对支付宝及余额宝的监管案例的分析,发现了在权力机制的运行中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在互联网金融中,政治权力得益于传统金融监管的惯性和制度优势,在权力格局中表现较为强势；不同性质资本在话语权上显得明显的不对等,以“四大行”为代表的金融资本力量长期以来都在政治权力的庇护下分享政策监管的红利,它们所占据的相对优势地位不会一下子被削弱；而技术权力由于有关法规政策保障不足和互联网金融的双重风险相对处于劣势。因此,权力机制的有效运转首先应该以政治权力与资本权力分离、政治权力保护鼓励技术创新、政治权力公共自主技术权力服务大众为基本方向。在分析了影响权力机制有效运转的制度性因素和非制度性因素基础上,提出坚持政治权力适度监管、多元权力制衡协商、保障金融消费者主权的原则,主张完善制度对权力的约束、坚持政治权力的公共性、有序重置金融资本权力、增强技术权力优势以实现互联网金融中权力制衡。我国互联网金融中的权力机制研究紧扣社会现实,具有时代特色,外置于国家—市场——社会之动态关系的三元架构,内遵循权力制衡权力的政治学原理,不仅为我国促进互联网金融的良好发展提供了政治学思考,而且为转型时期的中国重新定位国家、市场、社会三者的关系,促进政治、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带来了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