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应着和谐社会的政治追求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刑事和解成为了新宠登上了法制舞台，不论理论界还是司法实践都对之青睐有加。我国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2012年3月14日表决通过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国家主席胡锦涛签署第55号主席令予以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拟增加“特别程序”一编作为“第五编”，并在该编中设立“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一章。这一新型程序制度的确立，实为对刑事司法实践中一些“自生自发式”制度及实验性做法的回应，具有多方面的突破性和挑战性。　　在关于刑事和解的司法实践和实证研究都纷纷大踏步前进，争占前沿制高点的时候，本文反其道而行，尝试用一种“前进中的回顾”思维对刑事和解进行正本清源、追本溯源的基础性研究，也或者叫基础性重申，理出刑事和解制度的核心理念和价值追求。这种“有意为之的回头”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首先，理论指导实践，对于刑事和解理论内核的理解可以指导和解的制度设计，使刑事和解的价值关注真正地注入到制度的肌体，保证制度不走样、不落入形式主义。应当明白，刑事和解更是一种思维方式和刑事理念，蕴含这种理念的制度形式可以有很多种，比如家庭圆桌会议、被害人一加害人和解、量刑圈等等，对理念的把握能保证在制度借鉴中，不会犯简单的“拿来主义”错误，造成制度“水土不服”的恶果。相反可以助推因地制宜的制度设计，保持制度生命活力。其次，理论评价实践。制度设计下的司法实践效果如何，衡量的根本标准还在于刑事和解的价值追求，如被害人的权益是否得到保障，加害人的罪心是否得到洗涤，社区是否复归和谐等。同时，当和解实践效果不理想的时候，这些“原初”性的基础重申，可以指导我们更理性思考制度设计的问题、技术操作的疏漏，而不是直接否定刑事和解本身，从而导致“因噎废食”的结果。再次，理论支撑实践。对制度的价值关注、理论基础、优劣分析、利弊衡量可以使社会对制度有更理性、更客观的理解，也更容易形成社会共识，不会因为质疑声和缺陷夸大就轻率否定整个制度，社会的良善共识不仅利于制度引入，更能推动制度实践。　　本文第一部分首先通过“认识”的方式来介绍刑事和解，“认识”就是通过概念定义和特征分析来勾勒刑事和解的轮廓，从而对刑事和解有初步认识。第二部分通过介绍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来“解释”刑事和解，证明刑事和解符合了社会发展的趋势，是具有哈贝马斯所言之现代性的刑事司法模式。第三部分本文通过一种案例分析的方式来“描述”在刑事纠纷解决过程中参与人如何行动，进而为第四部分“分析”刑事和解的合理性奠定基础。最后，在文章的第五部分，笔者试图立足与现有法规，分析刑事和解目前所面临的困境，并为其与传统刑事司法制度的衔接提出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