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是中国全面实现农民市民化的世纪。而21世纪的前30年同时又是我国社会转型加速的关键时期，随着社会转型而关注农民市民化这一宏大事件，弄清其发展规律，从理论上总结相应的经验，可以消减农民市民化进程中不协调的音调，从而将农民市民化的代价减缩至最小程度，引导农民顺利走向市民，这就是追求新型现代性的一种具体外在显现形式。提及现代化，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的现代化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四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社会进入城市化步伐以来，在工业、国防和科技方面都有了显著的进步，也在逐步实现现代化。而这些都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取得的。我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如果不解决好农民问题，真正使农村跟进现代化步伐实现三农的现代化，我国城市化现代化的目标很可能就是停滞不前，甚至引起诸多社会不可调和的矛盾引发新的社会冲突。“三农问题”亟待解决，而与此同时在逐步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因为发展的需要，很多土地被征用，延续了数千年的农业生产被工业所代替，农民身份不得不尴尬地被“市民”身份代替。农民一夜间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和家园，转而成为“市民”或者“准市民”。这是发展的必然结果，必经之路，但农民的行为和心理都会因为环境的改变社会的变迁而发生巨大变化。主要表现在心理和行为上面临的困境，人口生产、生活方式、择业与产业结构上都要做出巨大的调整和慢慢适应。既有的文化和城市文化的冲突，以及需要彻底改变的行为模式和心理状态给农民带来的心理负担和生存压力，都成为城市化过程中，政府及社会急需帮助农民进行调适的关键之所在。他们如何适应城市生活，如何调整由“农民”到“市民”身份的转换，有待于我们进一步耐心的考察和研究。本论文通过对农民因为失去土地融入到城市，成为市民后，在行为和心理上的调适能力进行研究，结合国家政策、社会制度、农民身份转换后遇到的各种障碍、农民自身带到城市里好的行为，以及需要改变的行为展开较为详细的分析和研究，从而为国家和社会制定相关的方针和政策提供较为有效的材料和依据。有助于提高我国政府在城市化过程中制定的政治和经济决策水平，从而提高我国社会经济运行的效率。最终可以减少农民因身份转换而带来的不好的社会影响，帮助他们在城市化过程中更快更好的做出调适。